在晚清学术文化新旧形态的历史演变过程中，张之洞是一个关键性人物。《张文襄公事略》对其一生学术文化的新旧立场有一番评述： 夫张之洞之得名，以其先人而新，后人而旧。十年前之谈新政者，孰不曰张公之洞，张公之洞哉？近年来之守旧见，又孰不曰张公之洞，张公之洞哉？以一人而得新旧之名，不可谓非中国之人望矣。……虽然，一新一旧之张公，今为过去之人物矣，而环顾满朝衮衮诸公，其能与一新一旧之张公并驾齐驱者，竟何人耶？（注：《张文襄公事略》，见《清代野史》，98页，巴蜀书社，1988。） 的确，张之洞的学术文化性格是十分复杂的，他具有极深的旧学造诣，学宗汉学却不拘泥于汉学，而主张兼通汉宋；他提倡新学，在其主政的两湖地区建造了较成体系的新学规模，却在戊戌时期的新旧之争中，对于康、梁“新学”颇多攻讦；他反对旧学之无用，却在新学体制形成后力主保存“古学”，弘扬国粹……然而，在晚清中西、新旧学术文化更嬗中，他提倡引入西学、创建新学，反对科举八股的基本立场却并无太大变化。所以，即使在弥留之际，张之洞也仍然表现出对于新学的一种向往： 洞近年以来，于各种新学、新政提倡甚力，倡办颇多，岂不愿中华政治焕然一新，立刻转弱为强，慑服万国？……至目前民生困穷，动辄思乱，欲求养民生感民心之术，则以少取于民为先，多兴实业次之。……宪法精意，总不外好恶同民耳。（注：吴庆坻：《蕉廊脞录》，见《近代稗海》，第十三辑，678页。） 当然，新学作为融会中西的一种新的学术文化形态，并没有形成统一的模式和规范，与康、梁更多侧重于观念形态、理论建构的新学不同，张之洞对于晚清新学的构建作用主要侧重于学制方面。 （一） 对于张之洞的学术背景，《抱冰堂弟子记》记述称：“学术兼宗汉宋……汉学师其翔实，而遗其细碎；宋学师其笃谨，而戒其骄妄空疏，故教士无偏倚之弊。”（注：《张文襄公全集》，第四册，1033页。）超越汉宋之争，是自阮元晚年以来晚清学术文化发展的重要趋向，也是道咸之际经世学风形成的学术前提。张之洞属于贯通汉宋学的经世学派，他以“经学为根柢，以小学为门径，次及史学、理学、天算、舆地、经济、词章及诸子等学，视野比一般固执于汉宋门户之见者为宽阔”（注：苏云峰：《张之洞的经世思想》，见（台）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编《近世中国经世思想研讨会论文集》，1984。）。张之洞深受经世致用之学的影响，“淹贯群书，尤究心经世之务，以天下为己任。……一时名噪都下，乃益自淬励，精研历代诸儒之学，而以实用为归”（注：《大清畿辅先哲传》，见《张文襄公全集》，卷首下。）。所以，他认为无论汉学宋学，应一归于“致用”。“在中国文化处于优势的时代，儒家治国平天下的工具大致以经典、史学、历代掌故（政治）为范畴；但当国势衰弱时，经世主义者，并不反对引进外来的有效工具，因而成为接受现代化的动力。”（注：苏云峰前揭文。） 张之洞学术上主张打破门户之见，兼收并蓄各家之长。他认为学派各有短长，汉学的真正要旨在于“实事求是”，宋学的基本内核在于“严辨义利”，这是掌握中学的根本所在，如此“虽兼采诸儒之说，亦汉学也”；“虽不谈性理，亦宋学也”。（注：《张文襄公全集》，第四册，古文二，760页。）张之洞由学而仕，并因学而为名臣，他既对中国旧学具有精深而又有独到的见识；又在引入西学和创建新学中别有会悟，从其学术思想的变化过程来看，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 一、“通经致用”阶段。至少在中法战争之前，他很少涉猎西学，基本上是固守旧学，主张“通经致用”。这一思想特征体现在1874年间他任四川学政时所写的《輶轩语》和《书目答问》两书中。按张氏自己所说，两书是专为“诸生好学者来问应读何书，书以何本为善”而作，基本代表了他的学术文化思想。虽然在“集部”所举书目中，包括了部分有关西学的书目，如地理类的《职方外纪》、《坤舆图说》、《地球图说》、《新译地理备考》、《新译海道图说》；天文算法类的《新法算书》、《几何原本》、《勾股义》、《泰西水法》、《代数术》、《曲线说》、《数学启蒙》等，但此类西书大都是明清以来被中国学界认同了的“旧籍”陈说，其整体的学术思想却仍然局限于“旧学”范围。所以该书被认为是“研究中学的一本相当有用的书，为治中国旧学所普遍重视”（注：蔡振生：《张之洞教育思想研究》，27页，辽宁教育出版社，1994。）。“致用”是求学的目的，但学以致用的标准却完全属于中国旧学范围，即“通经致用”是“一可用以考古，二可用以经世，三可用以治身心”（注：《张文襄公全集》，第四册，608页。）。此时张之洞学问中尚无西学的踪影，更遑论新学。 二、“西学为用”阶段。中法战争以后，张之洞较多地接受了西学知识，其学术思想开始发生明显的转变，“由传统学术中求致用，转变为由中西学术中求致用”（注：苏云峰前揭文。）。在培养人才的学制上他更多地侧重于“西学为用”，从1889年始就致力于学制层面上的创建活动，认为“治术以培植人才为本，经济以通达时务为先”，而人才之培植，经济之通达又赖于学堂之创设。当然，与基于科举八股和书院旧学制不同的新学体制的教学内容，应该是“讲求时务融贯中西，精研器数……不尚空谈，务求实用”（注：《设立自强学堂片》，见《张文襄公全集》，第一册，奏议三十四，627页。），所以，“设立学堂即今日亟应举办之一端”（注：《创设储才学堂折》，同上，739页。）便成为张之洞政务中的最主要的活动之一。张之洞的“新学”目标是“融贯中西”，但其侧重点却在于“西学为用”，而且随着实践的需求和认识的深化，他的“西学”范围也在不断地扩大。1889年7月在广州学堂建设中，张之洞引入的西学是“洋务五学”（即矿学、化学、电学、植物学、公法学），到1895年他的西学认识已经扩充到近代新学科的各个方面，并且对此“专门之学”作了全面概括和归类，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分类体系（四门十六目）：1.交涉：律例、赋税、舆图、译书；2.农政：种植、水利、畜牧、农器；3.工艺：化学、汽机、矿务、工程；4.商务：各国好尚、中国土货、钱币轻重、各国货物衰旺。（注：参见《张文襄公全集》，第一册，奏议四十，739页。）此时，张之洞的精力和关注点集中在新学制的“援西入中”上，以突出“西学为用”为主旨，坚持构建以“专门之学”为主要内容的新学体系。当然，张之洞并不认为“西学为用”的新学属于西学，而仍是一种新的“中学”，为此，他声称学堂课程分四门十六目，“此乃修我内政，不得以喜新好异学步外人为比。”（注：《创设储才学堂析》，同上，739页。）由此，张以西学的引入为手段，对中国旧学进行改造，开始创建培植新式人才的新学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