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667(2000)04-0022-07 一、西学东渐及其对中学的挑战 1840年在整个中国历史上以及中国思想史、哲学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和特殊的意义。这一年发生了鸦片战争，中国封建王朝的大门被外国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大炮轰开了。这是封建社会制度和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公开交锋，中国封建社会，在此次交锋中落荒败北是必然的。 值得注意的是，外国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隆隆炮声给中国当时的思想界带来了极大的震颤。中国的有识之士看到，一向以天朝上国自居的中国封建社会，根本敌不住外国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进攻，中国社会必须向西方学习。学习什么呢？ 一是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是当时中国先进人士的共识和代表性的观点。 二是学习西方的先进的社会制度。到了19世纪70年代，中国出现了以薛福成、王韬、郑观应等人为代表的早期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这些早期的改良主义者认识到，学习西方不只是学其先进的器物制造技术，而是要进一步学习其先进的社会制度。例如，薛福成提出“工商立国”的思想，认为“西人之谋富强也，以工商为先。耕战植其基，工商扩其用。”[1]（《商政》）郑观应则进一步从“体”与“用”的意义上指出：“西人立国，其有本末，虽礼乐教化，远逊中华，然其驯致富强，亦具有体用。育才于学堂，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同心，务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轮船、大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2]（《初刊自序》）他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代议制及其指导思想原则视为“体”，而把他们先进的技术只看作“用”。学习西方，当然应在“体”上学习之。 三是学习西方先进的自然科学思想和方法。到了1898年的戊戌变法时期，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已经开始有意识地接受西方的自然科学观念和思想，并用其或充实或改造中国传统的观念体系。例如，康有为接受了西方当时的“电气”、“星云”说，并用它们来充实中国传统的“元气”说；同时，他用“电”来附会“仁”，认为“不忍人之心，仁也，电也，以太也，人人皆有也。”[3]谭嗣同接受了西方物理学中的“以太”概念，并将其与中国传统的“仁”的概念相结合，提出了“泛仁”论的仁学体系。后来的严复大力介绍西方的进化论思想，从此使进化论思想成为当时乃至以后中国绝大多数人观察自然和社会的最基本的思想方法和原则。严复还介绍了西方的“内籀”（即“归纳”法）和“外籀”（即“演绎”法）的逻辑方法和经验主义的认识方法和原则，对宋明理学的虚而无实和理学中陆王心学的先验本质进行了揭露、批判。章太炎一方面吸收了西方当时的自然科学成果，提出了他的“阿屯(Atom)以太”范畴，用以阐述他的机械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另一方面，他把西方资产阶级哲学家叔本华、尼采的唯意志论与佛学唯识宗的“万法唯识”结合起来，提出了“心—识”的唯心主义体系。孙中山也同样吸收了西方的自然科学观念和成果，提出了他的“以太—星云”说的宇宙演化观和“细胞—生元”说的生命发展观。 从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到学习西方的科学思想和方法，中国人在向西方学习方面逐步深入了。但当时思想界的主流仍是中国的传统价值观念，即以中学为主。例如，郑观应说：“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2]（《西学》）后来，张之洞公开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成为当时乃至后来中西文化观上的主导思想和原则。即使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康有为等人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者孙中山，他们学习西方经验自然科学的观念和方法的目的，也只是为了给传统的中国思想观念加进一些营养，以使中国传统的思想在新的时代环境中增强一些免疫力而继续生存下去。这一点无论从康有为的“不忍之人心，仁也，电也，以太也”之说，还是从孙中山的“孟子所谓良知良能者非他，即生元之知，生元之能而已”[4](p.122)之说，均可一目了然。因此说，从戊戌维新到孙中山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段期间，虽然西方的思想观念与中国传统的思想观念已发生了接触，但并未真正发生碰撞和冲突。 中西两种文化观念和价值体系正式发生冲撞是在20世纪初的“五四”时期。“五四”新文化运动打出的两面大旗是“民主”和“科学”，其响亮的口号是“打倒孔家店”。“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一代知识分子认为，西方的民主、科学的思想观念和价值体系与中国传统的以孔学为代表的伦理道德观念和价值体系是截然相反的，这两种思想体系犹如水火不相容，根本不存在用西方的思想体系来补充中国传统的思想体系的问题，出路只能是“打倒孔家店”，即完全抛弃中国的传统文化观而代之以西方的科学主义的文化价值观。尽管在当时不乏主张对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价值的思想予以吸收而不是一味抛掉的人士，甚至不乏公开站出来要保护以孔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命脉的人，如梁漱溟先生，但当时中国思想文化界的主流是主张用西学取代中学，特别主张用西方的科学主义的观念和方法作为主导思想。 所以，在“五四”时期，自鸦片战争始就孕育下的中西两种思想体系和价值观念上的对立，第一次公开地发生了碰撞，在当时的中国思想界发出了隆烈的响声并迸出了耀眼的火花。更重要的是，在此次中西两种文化观的碰撞中，西方的文化观击败了中国传统的文化观。至此，古老的中华民族从物质技术到政治体制再到观念文化都败给了西方。 牟宗三曾就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在西方世界面前所遭到的失败作了如此的总结和评论：经过1840年的鸦片战争和1884年的中法战争等，西方列强把满清政府打败了，这是第一次打败了政府。八国联军进了北京后，打败了义和团，“这一仗是把我们的民族也打败了。”……到了“五四”时期，新一代知识分子反省到文化问题，但他们对中国文化“外在地直接地取否定的态度”，“他们把科学与民主视为文化之全部，而这两者又是西方的”，相比之下就把中国的传统文化视为旧的、封建的、过时的东西了。这一次，可谓西方人把我们的文化也打败了。“我们试看由西方的武力先把满清的政府打败，续把我们的民族打败，最后把我们的文化打败。其实西洋人并未打我们的文化，当然无所谓败不败，文化是自己努力的事……所以打败我们的文化是我们自己代人行事，起来自己否定的。这就叫做自失信心、自丧灵魂，此之谓‘自败’。这种败才算是一败涂地。”[5](pp.251～25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