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766(2000)04-0086-07 一 平等与效率统一的程度是社会合理性的真正尺度之一。但是，此“统一”的完美化永远只是一个“理想”，实际的合理社会仅仅是二者统一程度相对更高的状态。中国古代不乏追求平等的理想。儒家的天下大同思想，三国时期的五斗米道，以及历代农民起义喊出的平等口号等，都是中华民族先人平等理想的具体展现。这些理想把结果平等表征得尽善尽美，却基本未涉及同时必须考虑的效率问题。在中国古代乌托邦思想体系中，平等的主要内容是指平均分配社会物质财富，即尽人皆知的古代平均主义理想。平均主义注重经济上的结果平等，却不涉及从制度上保证平等的问题。保证平等的制度体现为社会成员共同认可的社会规则，而实现的规则只能体现起点平等。因为规则作为一种人类活动（包括经济活动）的界限约定，只对人类的活动过程有意义。它实际上是为人类的社会活动确定一个平等的起点和在此起点上自由竞争的共同规则。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说，起点平等既是平等原则也是效率原则。结果平等在逻辑上是指活动终结点上的平等和平等的极至状态（极至状态并不存在于历史领域，把任何极至状态引入历史领域都是梦想），它与活动过程的规则毫不相干。规则为竞争而起，结果平等从根本上消解了竞争，规则也就完全失去了存在的前提。因此，正如许多学者所言，古代以结果平等为特征的平均主义与现代意义上的平等观念实际上并不相干，它与等级观念并存也不足为怪。本文从平等与效率关系的角度讨论问题，为了方便起见，后文将仍以结果平等表述平均这一概念。 发生于近代中国的太平天国起义在本质上仍属于中国式的农民起义。从总体上看，太平天国领袖们的平等思想仍停滞于古代的水平，但他们的全部社会理想又决非完全同于他们前辈，其中已蕴含了以往农民起义领袖未曾有过的新因素，那就是在建构平等社会理想的同时首次提到了效率问题。 以洪秀全为首的太平天国领袖群体的平等观来源于基督教和儒家经典。在起义的纲领性文件《原道醒世训》中，洪秀全作了如下训导： 盖实见夫天下凡间，分言之，则有万国，统言之，则实一家。皇上帝天下凡间大共之父也，近而中国是皇上帝主宰化理，远而番国亦然；远而番国是皇上帝生养保佑，近而中国亦然。天下多男女，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何得存此疆彼界之私，何起尔吞我并之念。是故孔丘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奸邪谋闭不兴，盗窃乱贼不作，故外不闭户，是谓大同。”[1] 这是一个典型的天下大同理想境界。万国一家，天下一体，人人生而平等。作为一种乌托邦思想，它表述的是在结果上人人社会地位和经济生活的绝对平等。这一平等观外化成的社会是《天朝田亩制度》构想的地上天国：“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处不饱暖。”通向地上天国的途径为按人口平分土地，各家耕种，收获除衣食外，概“归国库”。然后实行各家婚聚弥月喜事“俱用国库”之制。用量则“通天下一式”，人人绝对平等。在这个理想中，对经济上的平均分配有具体的描述，对人人社会地位的绝对平等则只有空泛的一语带过，并无具体的蓝图。人人地位的平等必须借助体现平等的规则得到保障。太平天国的领袖群体一方面昭告人人平等，另一方面又实行完整的封建等级制，当然不可能想象全体社会成员接受一个共同规则约束的现实。无论从平等理念还是从这一理念化出的社会样式看，洪秀全的理想都还是中国古已有之的以平均主义为特征的农业乌托邦。 结果的绝对平等（平均主义）必然是效率的绝对消解。《天朝田亩制度》尽管也规定了“力农者有赏，惰农者有罚”的原则，但由于财产归公，生产的结果不与私人的利益直接挂钩，赏罚就不是完整意义上的经济手段，不可能从根本上产生提高效率的作用。 在太平天国历史上，晚于《天朝田亩制度》10年产生的《资政新篇》以其内蕴强烈的效率意识而成为历史的一大奇观。这个文件提出了一系列新政方案，其中的大部分，诸如以法制政等都仍然属于皇权体制的补充。唯其兴车马、舟楫、银行、宝藏、器皿技艺之利诸条有全新的意义。其新意之一在明确规定这些行业均为私营性质；其二是规定发明创造“准自专其利”，专利期限满后方“准他人仿做”[2]。这两条原则从根本上把生产及其效果与生产者的利益统一起来，效率已成为主要目标。其专利思想亦已体现了在同一规则下谋利的原则，而在同一规则下谋求发展在本质上已含有在平等起点上自由竞争的内容。因此，《资政新篇》所要导出的逻辑结果应是产生一个效率社会。 《资政新篇》不是洪秀全之作，然得到了这位天王的欣然采纳，完全可以视为太平天国领导群体智慧的结晶。没有资料可以证明洪秀全们在接受以效率为指归的《资政新篇》时如何认识完全以追求结果平等为目的的《天朝田亩制度》。或者确定《资政新篇》的效率原则就否定了《天朝田亩制度》的结果平等原则；或者接受《资政新篇》的效率原则仍力求保持《天朝田亩制度》的结果平等原则；或者此一时彼一时，在接纳《资政新篇》时根本就未曾考虑过它与《天朝田亩制度》的关系问题，都有可能是历史的事实。但不管哪一种情况是历史的真实，也就是说，不管这两个对立的文件产生于同一个革命领袖群体之中是一种有为的结果，还是纯属偶然事件，它都表明平等与效率统一的趋势出现了。同一个领袖群体既建构了传统平等社会的理想模式，又构想了现代型效率社会的蓝图，这是在古代农民起义中未曾产生过、也绝不可能产生的现象。低效率只能在小农社会长期存在。随着历史的发展，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效率问题必然会被提上历史的日程。太平天国运动发生在现代效率社会早已在西方形成完备形态，并已在频繁扣击中国历史大门的时期，它的领袖群体会把效率问题收摄进自己的视野又确乎是历史的必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