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1866年福建船政局的创建为标志，中国开始建立近代新式海军。中国近代海军建立后，它的战略战术思想如何？从清末到民国，中国海军的战略战术思想如何演进？学术界系统地研究不多，本文拟对此作初步探讨，以求教正。 一 在清末海军建立前后的一个较长的时间里，主要讨论的是要不要建立新式海军和如何建立新式海军的问题。围绕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中国近代海军建设思想基本形成。而在这段时间里，中国海军的战略战术思想问题却未有广泛深入地探讨。这种情况的出现，既同当时中国海军处于初创时期，如何建设海军的问题更显得紧迫和重要的历史条件有关，也同当时中国海军的创建者们海军军事知识缺乏、对先进的军事理论掌握不多有关。 清末中国虽然还未形成海军战略战术这个概念，但是并不等于说没有关于海军战略战术方面的认识和主张。尽管当时人们对这方面的问题研究涉及不多，但也提出了一些看法。主要有这样一些： 关于海军作战的主要对象。如果说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前，中国海军的海上防御还是泛对西方列强的海上入侵的话，那么，七十年代中斯日本侵台事件发生后，则明确提出，中国海军的主要作战对象是日本。指出“今之日本，即明之倭寇也”（注：《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25卷。），历史上就多次侵犯中国。明治维新后，日本“持强坐大，渐有窥伺台湾高丽之意”（注：《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80卷。）。而且，日本在地理上靠近中国，具有入侵中国的便利条件，“长崎距中国口岸不过三四日程”，相对西方列强来说，“日本近在肘腋，永为中土之患”（注：《李文忠公全书·奏稿》第54卷。）。基于此认识，清政府在光绪初年形成了“以日本为假想敌”（注：《李鸿章传》台湾1978年版，第174页。）的战略思想，强调“今日之所以谋创水师不遗余力者，大半为制驭日本起见”（注：《洋务运动》丛刊第2册，第498页。）。海军作战的主要任务是防御日本的侵略。 关于海军布防的重点。认为中国海疆万里，海军兵力有限，若处处设防必导致“备多而兵分”，陷于被动应付。因此海军应重点设防。渤海的天津大沽地区“系京畿门户”，“天下根本”，是为“最要”；江苏吴淞江阴一带“系长江门户”，“财富奥区”，是为“次要”。此二处海军应重点设防。东南其余各省海口则“略为布置”（注：《李文忠公全书·奏稿》第24卷。）。 关于海军作战指导方针。比较普遍的认识是，中国“自古有海防而无海战”，主张只要“修我陆战之备，不必争利海中”（注：《洋务运动》丛刊第1册，第122页。）。认为中国没有强大的海上水师，若与敌争逐于海洋之中，没有胜利的把握，因此，对外敌的海上入侵，“不必与敌战于海”（注：《洋务运动》丛刊第1册，第131页。）。海军作战方针应是：“不争大洋冲突，只专海口严防”（注：《左文襄公全书》第59卷，第51页。），“无事扬威海上，有警时收进海口，以守为战”（注：《李文忠公全书·奏稿》第19卷。），强调海疆防务，“战不如守，而守即为战”（注：《洋务运动》丛刊第1册，第101页。），普遍缺乏运用海军去保卫中国领海，争取制海权的观念，“防口守岸”的消极防御思想一直是占支配地位的海军作战指导思想。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不仅将海军作战的任务降低到防口守岸，保卫大陆国土的层次，而且要求海防各个方面的力量都要配合海军实现防口守岸的目的。提出水师作战应“以船为用，以炮台为体”，舰船与炮台“极宜并举”，沿海各口炮台均应“仿西式增拓改筑”，并在海口布设水雷旱雷以制要冲，配合海军在口岸作战，实现“水陆相依”（注：《洋务运动》丛刊第2册，第498页。）。 应该指出，在此期间，具有积极防御性质的海军作战思想也开始萌发。郑观应主张海军作战应攻防结合，部分兵轮防海口，部分兵轮专于海上进攻袭击。张之洞则认为，“战守两事，义本相资”，二者相辅相承，海军只有“能海战而后海防乃可持”（注：《清末海军史料》第51卷、第800页。），指出了海上作战对巩固海防的必要性。王先谦更明确提出海军应实行“以战为守”的作战方针。认为“不敢出洋一步，坐待敌人来攻，而竭力加以防御”，是难以御敌的。强调“只有能战而后能防”（注：《洋务运动》丛刊第1册，第201页。），反对不言海战而专门防守海口。主张购进铁甲大船在海上同敌国兵船交锋。上述海军作战方略虽未得到清政府当局认同，但表明积极防御的海军作战思想已在孕育之中。 1900年上海《东亚时报》以《海上权力要素论》为题，开始连载马汉《海权对历史的影响》第一章。这是马汉的海权思想首次被介绍到中国来。以后，《新民丛报》、《华北杂志》、《海军》、《时报》等刊物，也先后刊登了多篇论述海权问题的文章。马汉的海权思想开始被国人所了解，并在中国文化界和军界产生了一定影响。这种影响突出地表现为，开始将海权论运用于研究中国海军的建设和作战问题，它体现在1907年练兵处提调姚锡光奉命拟制的海军规划之中。认为当今世界海权竞争激烈，中国海疆如“无海军控制，则海权坐失”（注：《清末海军史料》第800页。），应建造由大型战斗舰和装甲巡洋舰为主的舰队，改变中国海军只能巡弋近海而不能长驱远洋的局面，方能固中国海权。同时提出，海军作战应攻守全能，尤其要具有较强的海上攻击能力，能在中国海疆与敌国海军作战。表明在接受了海权论之后，中国海军作战思想正在开始发生变化，单纯防口守岸的思想已经被逐出主导地位。中国海军战略战术思想即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二 如果说清末主要是侧重海军建设问题的研究的话，那么，民国时期侧重的主要是海军战略战术问题的研究，这是民国海军学术与清末海军学术的一个显著不同点。 民国时期对海军战略战术思想的研究，在方法上也比清末有许多进步。 第一，注意汲取外国先进的军事理论，构建中国自己的战略战术理论体系。 民国时期，海权论在中国进一步传播。不仅中国民主革命家孙中山对中国海权问题给予了极大关注，提出要兴船政以扩海军，维护中华之海权，而且中国海军界对海权的认识和重视程度也明显提高。《海军期刊》从1927年12月的1卷6期起，连载刊登了《海上权力要素》，将马汉的《海权对历史的影响》的主要内容第一次完整地介绍到中国。次年，中国海军学术界还产生了自己的第一部论述海权的著作——林子贞的《海上权力论》。除此之外，海军部长陈绍宽以及朱伟、王师复、吕德元、张泽善、卓金梧、蔡鸿干、王慕超、唐宝镐等海军界人士，或是发表演说，或是撰写文章，或是翻译书籍，宣传海权理论，大声疾呼振兴中华海权，并提出以争夺制海权为目标来建设中国海军，指导中国海军作战。他们在海权理论指导下，从不同角度对中国海军的作战问题进行探讨研究，构建中国自己的海军战略战术理论体系，产生了一批有一定深度的研究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