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864(2000)02-0020-08 丁宝桢（1820-1886年），字稚璜，贵州平远（今贵州织金县）人。清咸丰三年（1853年）进士，历任翰林院编修，湖南岳州、长沙知府，山东按察使、布政使、巡抚等职。光绪二年（1876年）八月擢升四川总督，十二年（1886年）四月卒于任。丁宝桢督川期间，对全川政治、军事、经济等各方面都进行了改革。其为政清操自守，卓思力行，秉性刚毅，政绩显著。光绪帝谕赞他“莅川有年，办事认真，成效显著。”（注：蔡冠洛：《清代七百名人传》卷上。）本文将就丁宝桢对盐政的改革专此论述。 一、丁宝桢改革盐政的历史背景 盐业是封建政府的重要财源。清政府对盐业控制主要采取商专卖制，即专商引岸制度，又称官督商运商销食盐制。其特点为计口定引，按引征课，专商认岸，以岸定场，计引行盐，政府握引额以制产销，稽征榷，律考成。引，或称盐引，是食盐的专卖运销凭证，依据行引运道又有水引、陆引之分。岸，指运销食盐的区域。川盐的运销区域分为本省腹地和近川的湖北八州县“计口授盐”之岸，及近邻滇黔两省之岸；前者称为计岸，后者称为边岸。川盐行引之商分为坐商与行商两类。坐商称正商或引商。引商根据行引岸区之别，又称计商或边商；根据以岸定（盐）场原则，按照配引之场而别，又称潼（川北潼川府属盐场）商、犍（为）商、富（顺）商等。正商立籍于户部，是受理食盐专卖的法定官商，“父死子继，世守其业”。正商以其直接持引行盐，故又称引商；引商将其引岸典租给山陕客商代为行盐，这种客商称之为行商或号商。专商引岸制度，采取专卖经营特权与（盐）场（销）岸对应配销相结合的流通体制，有利于政府控制食盐流通规模，防范生产分化，避免市场竞争，以确保专卖特权的经营垄断。 清代自嘉庆、道光以后，盐政废坏，岸区倒悬，私盐泛滥，引积累累，税课亏损，运商疲竭，专商运销之制日趋衰落。川盐各岸引额，计水引30178张，陆引138229张（水引每引配盐50包，陆引每引配盐4包；按雍正、乾隆年间定额，每包规定配正盐100斤，耗盐15斤）；以每陆引折合水引0.08张计，共折合水引41236张，配运食盐200003700余斤；引盐正额课税315065两。道光三十年（1850年）川督徐泽醇清理盐政，“全省历年积滞未销盐引已达水陆合计二万七千另六十二张之多，盐税已积欠到三十三万两有奇”（注：吴炜：《四川盐政史》卷一。）。至光绪初，“各岸积滞未缴之引多至一百余万张，课税羡截等银短至一百六七十万两，盐法日坏”（注：引自鲁子健《清代四川财政史料》下卷，第172页。）。“四川财政，以盐款收入为大宗。”（注：引自鲁子健《清代四川财政史料》下卷，第278页。）盐课亏损，使清代四川财政状况恶化。 川盐额引，滇黔两边销岸约占三分之一强。咸丰初年，在太平天国革命影响下，滇黔各族人民继举义旗：李永和、兰大顺义军于滇边的昭通起事，由川南叙州入川，经过富顺、自流井、犍为、嘉定、五通桥等地；陶三春、张秀眉所领导的苗教各义军则占据贵州的威宁、铜仁、清江、镇远等地。它们都是川盐滇黔两边引岸的主要岸区。在清政府的镇压下，两边岸“处处被扰，人民离散死亡，十不存一；商人失业，引滞岸悬，直同废弃，而川省之利尽失”（注：《四川盐法志》卷十三，丁宝桢奏略。）。适值太平军定都南京，长江运道梗阻，淮盐在两湖的销岸废置，淮盐“片引不至，两湖人民尽苦淡食”（注：吴炜：《四川盐政史》卷五。）。后经湖广总督张亮基奏准，以川引济销两湖，采取通融代销或改拨代销之法，凡川盐边计各岸历年积滞盐引，全请改（岸）代（销）往销两湖，称为“川盐济楚”（注：关于“川盐济楚”问题，请参看鲁子健《论川盐济楚》一文，载《中国盐业史论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川盐运销两湖的规模，“约计入楚之盐，以旺月计算，约合川省水引九百余张，一千万斤上下”，岁增“川盐厘税二百数十万”。自此之后，“楚岸遍销川盐，喧宾夺主，川楚商民，均忘食淮旧制”（注：引自鲁子健《论川盐济楚》一文。）。 济楚一举，始自咸丰三年（1853年）。按清代盐法，这本为一时权宜措施。迨清政府在长江流域的统治恢复，江运畅通，两淮盐商要求归复楚岸，朝廷内外“禁川复淮”之议遂起。同治末年，经川、淮、楚三方议定，先采取“划界分销”之法。而到光绪初，两江总督沈葆桢奏请限期全复淮岸。丁宝桢在其奏请整顿盐务疏中称：“近时两淮议复淮纲，屡准部咨，令设法筹备停止济楚，虽审时度势，未能遽行，然亦终非长策。”（注：《四川盐法志》卷十三。）而要归还淮岸，必须恢复边岸，以疏导积引，“边引一日不复，则川盐壅积，仍必占销楚地，故欲收复淮纲，必自清厘边引始”（注：《四川盐法志》卷十三。）。迫于复淮情势，这是丁宝桢改革盐政的重要原因。 自乾隆、嘉庆以后，川盐引商逐步演变，渐渐游离出食盐流通领域，但却拥有川盐引岸专利特权，“不恃资本，而专倚官符行其垄断”（注：《宣统二年十月四川旅京同乡拟议改订盐法禀》。），成为寄生于盐业领域的特权阶层。行商直接从事引盐运销活动，首先必须向他们典租引岸，“除完纳课羡外，岁取岸租，月纳引息，如遇行号销行畅旺，则又加租，种种讹索，形同无赖。”盐商由正商向行商转化，导致了引盐流通成本不断增加。“行号畏累，无人代行。”边引行商，大多由陕西大贾办运；自咸同以来，滇黔“被兵既久，户口凋残，土田荒废，各岸店房器具久已荡然无存，旧商多已绝亡，间有存者，亦因失业多年，贫困无力。”更加以“秦中（陕西）又遭回患，家产荡然，不能重整口岸。”旧商已行疲敝，加以水陆险远，运输艰难，私枭猖獗，挟资行盐成了利少害多之事。丁宝桢在改革盐政奏疏中称：“今欲重整黔岸，商力既穷，非设局试为官运不可为力；欲办官运，非扫除从前积习，亦不能见效。”（注：光绪三年丁宝桢奏疏，引自鲁子健《清代四川财政史料》下卷，第17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