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81（2000）02—0058—04 在晚清洋务派大吏中，丁日昌可以说是一位“能见其大”、“能致其精”、“能尽其实”的佼佼者。然而，由于他在洋务理论尤其是在洋务实践方面表现出的超前意识，他在对西方世界的认识和态度以及在对中西文化的比较和选择问题上，均走在同时代一般人的前列，从而被顽固守旧势力斥之为“丁鬼奴”，成为一位在生前和死后不受欢迎、不被理解的具有争议性的人物。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确立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优良学术传统的恢复，史学界对丁日昌的研究也逐渐活跃起来，且在近20年里取得了可喜的成果。据初步统计，自1980年至1998年近20年内，有30多篇论文公开发表，涉及吏治、经济、洋务、外交、社会关系等诸方面内容。1986年10月7日至9日，由广东历史学会和丰顺县政协联合举行了“丁日昌学术讨论会”。到会的100多位学者， 就丁日昌的洋务活动，围绕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教育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为推动对丁日昌的深入研究产生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张磊主编的《丁日昌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一书，是对丁日昌研究的一个阶段性总结。在有关丁日昌研究的专门著作方面，邓亦兵的《丁日昌评传》（广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吕实强的《丁日昌与自强运动》（台北文海出版社1987年版），堪称丁氏系统研究之力作。出现这种可喜成果的原因，除上述宽松的学术氛围外，就是许多有关丁氏的鲜为人知的第一手资料不断公诸于世。在这方面，广东以及台湾等地的学者和丁氏之后裔出力尤多。如《丁禹生政书》、《抚吴公牍》、《丁日昌年谱》等，颇具史料价值。在这个基础之上，众多学者各抒己见，将丁日昌研究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因此，就近20年来丁日昌研究状况作一初步回顾和总结，对于促进这一专题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是很有裨益的。 一、关于丁日昌总体评价的问题 如何从总体上给丁日昌一生的功过是非予以客观公正的评价，是丁氏研究中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 近20年来，史学界对丁日昌开始重视评价后，有了一个新的认识，这可能与因丁氏主要是一位洋务实干家有关。在关于他的总体评价问题上，没有出现像对曾国藩、李鸿章、郭嵩焘等人的评价那样大的分歧意见，学者们对丁日昌作了肯定的评价。有的认为，丁日昌是洋务运动中一位颇有作为的“实干家”[1]；有的认为，丁是一位“洋务干将”[ 2]；有的把他称为“政治家”[3]、“富有革新精神的爱国政治家和实干家”[4]，等等。 我们认为，上述对丁日昌在总体评价问题上作出肯定的观点，并非溢美之词，而是依据史料，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丁氏仕宦20余年，可以说其思想言行是与洋务运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从他遗留在世的大量奏疏、文牍中，我们可以窥见其政治生涯的基本轨迹。在洋务派群体中，丁日昌是一位较早感受到时局剧烈变化并且提出应变之方的人物。他说：“天下大变之来，方如烈火燎原，毁家室，毙人畜在须臾之际”（注：《海防条议》，《海防要览》上。）；“西人之入中国，实开千古未创之局。其器械精奇，不惟目见其利，而且身受其害。”[5]（P25）丁日昌继承了林则徐、魏源的“师夷制夷”思想，他指出：“邻氛日逼，不能不尝胆卧薪，积习太深，不能不改弦更辙”[6] （P6）；“门外有虎狼，当思所以驱虎狼之方，固不能以闭门不出为长久计也。”[7]（P5）从而，他明确主张学习西方，从仿造枪炮开始， “取其所长以为利于我”[7]（P4）。在《海洋水师章程》中， 他提出建议：在“三大洲各设一大制造局，每一制造局分为三厂：一厂造轮船……，一厂造枪炮、火箭、火药及各军器……，一厂造耕织机器……。”[8]（P30～33）这是他对建立中国近代工业体系的全面设想。 他还主张造就培养“制器之人”，“师外人之长技以为己之长技，又可绝彼族凯觎之深心”[9]（P177～178）。进而，丁日昌还提出过许多具体建议并力求付诸实践：积极主张采用西方先进的生产技术，兴建中国的矿冶业；主张成立大银行，设立电报公司；派遣留学生，发展近代航运业；建设台湾等。他的这些建议和主张，相对于洋务派其他人而言更具特色，对推进中国近代化作出了重要贡献，为促使人们中西文化观的转变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正如贾熟村指出：曾、李、丁都感受到时代的巨变，都认识到采取对策的紧迫性，但是丁之感觉尤为敏锐，态度更为积极。在培养人才方面，丁也比曾、李突出。容闳派遣幼童出洋留学也是首先向丁提出，由丁促成的。在兵工制造方面，丁更具专长，非当时任何大吏所能及。在交通运输方面，建立轮航业之议，也由丁首先提出。铁路之建设，实在丁手中发韧。中国自营之第一条电线，中国自建之第一条电线，亦为丁一手建立。在外交方面，对于“力”与“理”相互为用之认识，丁亦较曾、李深刻[10]。诚然，丁日昌的洋务思想和实践虽颇具特色，但他的思想和言行并没有超出“中体西用”的模式。他向西方学习的内容基本上反映在以船炮为主体的科技应用方面，“除船械一切自强之具必须效法于东西洋外，其余人心风俗，察吏安民，仍当循我规模”。这就是说，丁日昌不主张向西方学习“朝廷政教”，对其社会政治等精神文明从主体上加以拒斥。对此，郭嵩焘作了中肯的评价，他认为，丁日昌办洋务“于本源处尚无讨论，是治末而忘其本，穷委而昧其源也”[11]（P855）。我们认为，尽管如此，丁日昌与同时代人相比，他在吏治、洋务、外交、国防、教育、社会风俗的转变等方面均卓有建树，是洋务运动时期一位不可多得的实干家，理应得到客观公正的评价，在总体上应当予以肯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