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是中国最杰出的一代革命先驱，是20世纪站在时代前列的伟大人物，他受到海内外华人的尊敬，并有巨大的声誉和崇高的威望。孙中山在政治思想、理论方面给后人留下许多有益的东西，所以长期以来一直是史学工作者、亿万人民热衷关注和进行重点研究的人物。 50年来，孙中山研究是中国近代史研究和近代人物研究中最有特色、开拓最宽、成果最多的课题。出版的专著、论文成倍增加，作者队伍日益壮大，并在广东社会科学院和中山大学建立了两个专门研究所，在北京、广东、江苏等省市成立了十多个研究学会，显示出朝一个独立的史学分支——“孙学”发展的趋向。 近50年来的孙中山研究，虽然成果丰硕，但它的发展道路却颇为曲折坎坷，如同整个中国近代史学科一样，一直在随着新中国的政治、社会生活的变动而变动。不过，总的说来，是逐步深入，逐步前进的。大体言之，50年中可分为初始、复苏与发展、持续发展与前进三个历史阶段。 初始阶段（1949～1966年） 孙中山研究的起源，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孙中山在世之时。黄中黄（章士钊）的《大革命家孙逸仙》一书是1903年出版的。20年代和国民政府建立之后有关论著日益增加。出版了一大批孙中山研究书籍。仅有关孙中山的传记、年谱等书，就出版有45种左右，如果再加上有关三民主义方面的研究，以及各种文集、信札集、翰墨、图册、资料、回忆录之类，更是不胜枚举。但早期的孙中山研究论著，多属于史事的记述，以传录孙中山的事迹为主，一般缺乏深入研究，尤其是有些作者存在着历史偏见或政治偏见，很难说是科学的学术著作。不过，其中有若干种还是写得比较认真，内容较为充实，具有较多参考价值的。如罗香林的《国父之大学时代》，以资料搜罗丰富取胜，使用了孙中山在香港西医书院读书时的许多原始资料，并经过认真排比、考证，写得相当扎实。又如高良佐的《孙中山先生传》，注重整体、系统的叙事，剪裁适当，条理清晰。作者不仅宥于局部的材料，广泛搜集中外的大量资料，并作认真考订，在完成孙中山世系、兴中会等专题研究后成书，基础较为深厚。此外，还有胡去非编纂的《总理事略》，许师缜编著的《国父选任临时大总统实录》和《国父〈革命缘起〉详注》等书，均为当时以至今日历史学者所重视。延安和大后方的马克思主义者对孙中山思想的研究，曾给后来的孙中山研究带来了较大的影响。其中胡绳的《孙中山革命奋斗小史》（1948年香港海洋书屋出版），虽篇幅不大，却是用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写作孙中山的最初尝试。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为科学地研究孙中山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在此后的17年中，不少的研究者力求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学习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用科学的态度对待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和事业，冀望在进行研究的探索中作出客观、公允的评价，并歌颂其在中国民主革命中立下的丰功伟绩。 1956年毛泽东的《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对孙中山在中国民主革命中的功业和对后世的影响给以高度评价和赞扬。与此同时，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领导人也作了很多相关的深刻论述。1961年举办了大规模的“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学术讨论会”活动；特别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方针的重新得到贯彻，既激发了学者们的研究兴趣，也有力地推动了孙中山研究的发展。在这段时期内，各种报刊上先后发表了近两百篇研究和纪念孙中山的文章，出版有陈锡祺的《同盟会成立以前的孙中山》和王学华的《孙中山的哲学思想》两种著作，并编辑出版了《孙中山选集》上下卷、《辛亥革命五十周年论文集》等论文或资料集。此外，在各种中国近代史和近代思想史的著作中，大多有专章专节的论述。但这个阶段的研究，总的说来还是初步的，粗线条、轮廓式的，大量的问题仅仅提了出来还没有来得及深入的探讨，有些重要问题如孙中山晚年思想的重大发展和第一次国共合作等尚未涉及，存在着很多空白点。 尽管如此，仍然是对孙中山的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例如对孙中山的早期革命思想的形成和革命活动，以及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哲学思想的形成、基本内容、发展过程等问题，还是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在孙中山的早期思想方面，多数研究者都认为它是革命与改良的混合体，既含排满谋反的成分，又寓维新变法的因素。但是，在改良因素和革命因素何者占主导地位的问题上则有争论。有的文章认为，1895年前“改良主义思想仍然是主要的”（注：段云章：《孙中山早期革命思想的阶级基础》，《中山大学学报》1962年第3期。）， 持异议者的文章则说：孙中山要求革新政治，发展资本主义，“在当时是一种进步的思想，虽含有改良主义成分，但已脱离了改良主义的范畴，产生了革命的要求，不能因为其某些思想与改良主义者类似而断定他在甲午战争以前还是一个改良主义者。”（注：陈锡祺：《同盟会成立前孙中山的革命思想与活动》，《中山大学学报》1957年第1期。 ）至于孙中山走过的路线，共识是从改良到革命，但对其革命思想确立时间则意见参商，一种观点认为1895年前孙已初具反清革命思想，兴中会的成立和革命纲领的提出，便是他“革命活动的开始”（注：李时岳：《孙中山的道路》，《史学季刊》1956年第2期。）； 另一种观点则说兴中会成立时其“革命思想比改良思想占了较大比重”，但直到1900年惠州起义“他思想中的革命因素才处于压倒性的主体地位”（注：秦如藩：《20世纪前孙中山政治思想的发展》，《中山大学学报》1962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