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福成是晚清改革思想家中的重要人物。笔者在80年代末参与撰写《江苏史纲》的过程中，将无锡薛福成（1838—1894）与吴县冯桂芬（1809—1874年）、王韬（1828—1897年）、镇江马建忠（1845—1900年）合称“江苏改良派四大家”，因而有所涉。当时虽有一些薛福成的研究成果问世，但阅后均无深刻印象。今见丁凤麟先生近40万言的《薛福成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12月出版。（以下简称《评传》），奉读之余，深感此书将薛福成研究推向一个新阶段。具体来说，该书具有如下特点： 写真述实，丰韵毕现。再现历史人物，离不开丰富的历史资料。薛福成是晚清思想界、政界、外交界参与多方面重要活动的名士，涉及事多、联系面广、影响大，自然不乏有关他的记载。但这些记载，大多沉埋在浩如烟海的近代历史事件、人物的相关史料之中。需要稽沉勾玄、披沙拣金才能为我所用。单是数百万字的薛氏《庸盦全集》就够费神研读取舍的了，遑论其他各类典籍。《评传》作者系报社高级编辑，在从事新闻工作之余，不仅全面阅读大量历史文献，而且穷追深探，多次采访无锡薛氏家族后人，又曾编辑出版《薛福成选集》、点校出版《庸盦笔记》等等，丰厚的资料积累，实属难能可贵，无疑为《评传》的成功创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通过对大量资料的去粗取精、辨伪存真，在《评传》中我们可看到作者对传主的记述评议，举凡言行、思想、经历、活动，皆有所本。即使“有所本”的材料，作者也十分注意鉴别、分析、精选。因为，有关传主的史料，有些是别人记述、回忆，有些属应酬之作，难免有舛误、褒贬不实之词。例如作者在记述青年薛福成的成长道路、治学兴趣的转折时，并未简单地引用传主成年后，在《上曾侯相书》中的自白，说明他十二三岁时，就发生根本转变，而是有分析地说明这种“转折”出现的社会背景、主观动因、转变的程度。他看透科举制度的弊病，但受功名心的驱使，数年后，又参加了科举考试。类似这样的叙述、分析，就显得更加真实可信、合乎常情。全书以时间为经，事件活动为纬，写真述实地记录薛氏在曾侯门下、李相幕中、外交任上，如何深谋远虑，随机应变，见识过人地解决一系列十分棘手的重大问题；记述薛氏应诏陈言、呼吁变法、筹划洋务、出使欧洲、虚心向学，全方位考察西方文明，以期为我所用的拳拳赤子之心，也写他忠于清王朝、仇视农民运动、功名心甚重、因袭传统的局限性；写他呕心沥血、忠于职守、期望国家富强的抱负，也写他出使归来，意欲归隐林下、安度晚年、不问政事的打算。总之，通过丰富的史料，写真述实，作者为我们再现了不仅是杰出的、也是世俗的，不仅是真实可信的、而且风韵生动的薛福成。 评价公允，深刻透彻。评传要评，要公允评出人物的思想活动的历史价值，评出其历史地位，评出是非得失，评出值得后人借鉴的历史经验教训。通读《评传》，可以说作者在科学再现薛福成的历史真实方面，进行了可贵而又成功的努力。作者力求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指导，以史家穿透历史重重迷雾的锐利眼光，给薛福成一生的经历、活动、思想、情操以及对后世的影响，作出了公允的历史评价，力求符合薛氏的“真实”。其所以成功的原因，正如作者在“导言”中所言，在评判薛氏的历史价值过程中，是根据他“满足当时社会需求的实际贡献的大小来作判断，舍此别无标尺”。说得更明确一点，也就是在解决当时的社会矛盾，推动国家、社会进步，所作贡献的大小作为评判标准。这也是一个真正的史学家应该无私无畏终生追求和遵循的唯一正确的标准。 作者还通过薛氏“研习经世实学”、“誓志济时艰而匡世运”；协助曾国藩、李鸿章机智过人地处理一系列重大内政外交事件，深谋远虑，“筹防浙东，周密备战”，奉使泰西致力外交等一系列活动，肯定薛氏不仅是出色的智囊型人才、管理型人才，而且是优秀的外交人才；通过对传主《上曾侯相书》、《应诏陈言》、《筹洋刍议》以及“出使日记”等的剖析，与同时代的其他改良人物比较，得出薛氏“出于洋务”而又“高于洋务”，是前承林则徐、魏源，后启维新派志士，“成为独步一时，善于政论的改革思想家”的结论，平实中肯，准确深刻。 《评传》作者不仅能对传主大的活动、重要论著作出恰如其份的分析、评价，还很善于发幽探微，从细微之处探索显凸传主的精神世界和理念追求。例如在第八章叙述薛氏留下的丰硕“精神遗产”时，重点征引了《庸盦笔记》卷四中的记述：小蜘蛛斗败大蛇，壁虎计啖毒蝎，软弱的蚯蚓智胜凶恶的蜈蚣。这些几近荒诞的异闻，有何学术价值呢？不然。作者以敏锐的洞察力，据此阐明薛福成通过这类述异记述，表达了他处在当时社会敢于强调“小可制大”、“弱可胜强”的爱国思想，充满积极的辩证法。这样的分析，由小见大，深刻自然，毫无一般牵强附会之感。确实，这种思想正是薛氏的精神动力之一。这样的分析，真可谓入木三分。 《评传》在记述评价薛氏辉煌一生杰出贡献的同时，并没有忘记生活于19世纪末的薛福成，毕竟是深受传统文化浸淫，具有多方面历史局限的另一面。例如，在分析薛氏对西方法律中的“公罪”、“私罪”的认识时，指出他是一位“背着沉重传统包袱的思想家”，因而他对西方处理觊觎神器的乱臣贼子“较为宽容的态度”斥之为“不知春秋大义之故也”，显示他的保守性。在分析薛氏肯定“西医所长”，却否定西医的人体解剖科学时，认为薛福成“在历史铸就的传统观念上，又割不断和中国传统文化的血肉联系”，是受“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仁者无不爱”等理念影响的结果。在评议薛氏“西学中源说”的“不当”时，如实指出“因为薛氏对西方的科学发展的历史毕竟不甚了了”等等。这些评析，充分表现了作者的史识、史德以及严肃的治史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