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828.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00）03—0044—07 宋恕（1862——1910），字燕生，号六斋，浙江平阳人，是近代一位特立独行的维新思想家。他曾师从孙锵鸣、俞樾、孙诒让等国学大师，并深受明清之际启蒙思想家的影响，抱负不凡，“年未及立，极有澄清天下之妄想。”虽然他一生颇不得志，只在上海、杭州、天津等地当过教习，但他的维新思想却独具特色，自成体系，对当时的维新派也产生过一定的影响。由于他的著作“多以畏弹射而未敢刊行”，所以，他死后，声名渐没，思想也鲜为人知。本文依据今人整理的《宋恕集》，主要论述他的维新思想，以恢复他作为近代维新思想家的历史地位。 一 宋恕的维新思想，主要集中在他的“三始一始”说中。1892年，他上书李鸿章，提出：“欲化文、武、满、汉之域，必自更官制始；欲通君、臣、官、民之气，必自设议院始；欲兴兵、农、礼、乐之学，必自改试令始。三始之前，尚有一始，则曰：欲更官制、设议院、改试令，必自易西服始”。他自称：“蓄三始之说，十年于兹，一始之说，亦五年于兹矣”。（注：胡珠生编：《宋恕集》上册，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502页。）可见他的“三始一始”说酝酿已久。 “三始一始”说的核心是设议院，宋恕对此谈论较多。他以日俄为例，从正反两方面论述了议院与治国之间的关系。他指出：“白种之国，独俄罗斯无议院，故俄最不治。黄种之国，独日本有议院，故日本最治。”他把议院同学校、报馆一起视为“无量世界微尘国土转否成泰之公大纲领。”建议当权者“诏求英、德、法、美、日本等国议院、报馆详细章程，征海内通人斟酌妥善，与学校同时举行。”（注：胡珠生编：《宋恕集》上册，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37页。）至于如何设议院，他以县议院为例，有一个较详细的设计：“每县置议院一区，略筹公费存院应用。令本县举户公举议绅、议生”，“县中一切事件，或先由知县照谕集议，或先由议绅生照禀知县。议绅生有所争于知县，不听，许通照、通禀大宪。若被控系小讼牵连，地方官径行摘出不问；即事情重大，亦不得遽行传提，须先令阖县绅坽复查；直之者过半，不问；曲之者过半，然后除其议绅生之名，依常传提、审究。议绅生不给薪水，令开报馆、卖新闻纸。”（注：胡珠生编：《宋恕集》上册，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20—21页。）这段话对议院议员（议绅、议生）的产生方式、具体职责、享有的特权都有明确的规定，是近代思想家关于如何设议院较具体的论述。1898年6月28日（阳历8月15日），宋恕在同好友孙宝瑄的谈话中，认为日本变法之初，先设议事所，举国人议事，真得变法之要诀，由此可知“欲振兴诸务，实事求是者，非议院不能有成。今之操议院缓立之说者，皆大误天下也。”（注：《宋恕集》下册，第1045页。）当时孙宝瑄以“今之民多愚，假议院开，八股必不能废”相诘难。宋恕对此解释道：“然议院果开，时文不废亦无害”，原因是“有议院，则天下之学使、乡会试考官、书院山长必由公举矣。所举者虽不必骤获硕学渊德之士，而庸劣陋恶顽暗之人必渐少，天下之为时文者必有进无退。时文之进亦由多读书。读书者多，民智渐开，公理日明，必有废八比之一日。今不开议院，仅改时文为策论，虽足一新耳目，而主试非人，则弃取非法。弃取非法，则众心不为鼓舞，日久必至攻策论如时文，仍无补于天下”。（注：《宋恕集》下册，第1046页。）宋恕的这番议论同当时流行的先开民智、后设议院的观点有所不同，至少他认为设议院与开民智应同时进行，而不应有先后之别。同年7月1日（阳历8月17日）， 宋恕在同孙宝瑄的谈话中，又对中国设议院的前途作了乐观的估计：“中国能大开上下议院，自宰相督抚以至州县咸由公举，行之十年，则十八省必可进至倭人未变法以前局势；行之四十年，必可进至日本今日局势，可决也。”（注：《宋恕集》下册，第1046页。）对设议院的态度如何，是衡量近代思想家思想进步程度的重要尺度。康有为在1895年《上清帝第四书》中，也曾有过“设议院以通下情”的主张，但到了1898年，他在亲自参与变法的过程中，认识到顽固势力的强大，因而又反对中国设立议院，认为：“今日言议院、言民权者，是助守旧者以自亡其国者也”，“中国惟以君权治天下而已”。（注：康有为：《答人论议院书》，《国闻报》光绪二十四年五月二十八日。）与康有为相比，宋恕关于设议院的主张是一贯的。早在1887年他就提出：“欲通君、臣、官、民之气必自开议院始。”（注：胡珠生编：《宋恕集》上册，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84 页。）到1898年仍把设议院作为变法之本。宋恕关于设议院的言论多见于他私下与友人的谈话中，这一方面反映出他畏弹射而不敢倡言的软弱性，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他这种思想的真实性。 宋恕的“三始一始”说在当时已属激进之论，但他自己却将这些视为“卑议”。也就是说，他还有与此不同的“高议”。他在1894年致友人的信中说：“曾著一经世书，所拟法律，非但与汉后议论大忤，且有不满姚、姒，深薄子、姬之意，未敢示人，私名之曰《高议》，将藏之石室，以待千万年后之圣人再拜启匣而出其书。”（注：胡珠生编：《宋恕集》上册，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512页。）1896年， 他与日本友人的信中也提到：“既著书十余万言以力攻伪儒，其精者藏诸石室，虽未敢示人，其粗者如易欧服、师西律、改官制、开学校、设议院之类则公言之有年矣。”（注：《宋恕集》上册，第557页。 ）随着《宋恕集》的整理出版，我们今天已不难从他生前未刊的《六字课斋津谈》和与友人的信函中，窥见他“高议”的基本内容，那就是：崇儒抑法，复教改制。 宋恕认为，“秦汉以下，儒教之实早亡”。（注：《宋恕集》下册，第1037页。）秦汉以后的儒学实质上是阳儒阴法之学，“其学阳尊孔、孟，阴祖鞅、斯，务在锢民聪明，拂民天性，驱民入于狉獉之域、奴仆之区”。（注：《宋恕集》上册，第556页。 ）阳儒阴法之学的始作俑者是汉代的叔孙通，由此开始，“孔教始为世法所乱”。董仲舒继其后“认法作儒”，并请罢黜百家，迫使诸子学，“改前师说，而周末诸子之教始尽为世法所乱”。发展到程颐，则是“以纯法之学，阳托儒学”，从而使儒学的一线微言，从此遂绝。儒学之亡导致“文明古族，蠢若野蛮，甘仆金、元，任屠张、李，饿死恒沙，相食泛常，劫窃公行，丞报盈耳”。（注：《宋恕集》上册，第527页。） 正因为宋恕把神州长夜、民众罹苦的原因归于儒学之亡，所以，他自幼“学经天纬地之文，抱易法以儒之愿”（注：《宋恕集》上册，第271页。），一生“以复教为先务”。（注：《宋恕集》下册， 第1078页。）他在1895年致夏曾佑的信中说：“下走窃以为图拯神州，不必改教，复教而已！”并以日本泰西诸国皆因复教而强作为例证，“海东之所以臻此文明者，由有山鹿义矩、物茂卿诸子倡排洛闽之伪教以复洙泗之真教也。海西之所以臻此文明者，由有味格力弗、路得、束盈黎、菲立麦兰敦诸子倡排教皇之伪教以复基督之真教也，东西之事，复教之明效也”。（注：《宋恕集》上册，第528页。）同年， 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谈到欲为变法做三件事，其中第一件就是“力攻大魔以明佛道”，他对此解释道：“神州汉后大魔四人：叔孙通、董仲舒、韩退之、程伊川。孔、孟即我国之佛”。（注：《宋恕集》上册，第53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