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张之洞研究的众多著述中，其管理学部的情况较少被涉及，主要原因当是他的文集、年谱甚少收录有关资料。其实，张之洞在生命的最后两年，将相当多的精力与心血倾注于学部事务，这恰恰也是他从疆吏进入权力中枢，对国家决策发挥作用与影响最直接的时期。缺少这一重要部分，对其一生的把握便不够完整，尤其难以认识张之洞晚年思想的延续与变化。更为重要的是，透过张之洞与学部错综复杂的关系，可以发现背后隐藏着清末兴学过程中湖北与直隶、张之洞与袁世凯的门户立异。人脉与袁世凯关系密切的学部，在张之洞管部之前，更多地运用直隶兴学经验，而对张之洞按照湖北模式制定的《奏定学堂章程》即癸卯学制，并未照本宣科地贯彻执行。这不仅是理解张之洞与学部矛盾的关键，同时也为认识晚清教育近代化的复杂性提供了例证，表明应从制度条文与实际运作的差异来把握社会转型的具体进程。 管部大臣 1907年9月30日清廷谕令入值军机的张之洞管理学部， 是学部短暂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张之洞政治生涯形式上的巅峰。 南北两大重臣张之洞、袁世凯同入军机，是“丁未政潮”余波之下晚清政坛的重大调整，成为传媒注意的焦点和朝野议论的中心，时论对此颇多揣测。其实，所谓调虎离山，主要矛头应指重兵在握的袁世凯，至于张之洞，权力制衡之外，共辅朝政以挽危局说似乎更符合实情（注：《申报》1907年9月6日《论袁张同入军机事》：“环顾廷臣疆吏，由稍实政事思想而才识之足以稍备缓急者无出袁、张。况当是时，革命之风潮正亟，而满汉之意见未融；官制之更张如麻，而立宪之基础未定；外交则在在棘手，而折冲樽俎者尚乏其人。故自有此谕，而满汉之意见借以消除；自有此谕，而立宪之基础可望成立；自有此谕，而外交庶不至专事赠礼，而亦可收末路之挽回”。）。一些传闻也佐证了这种揣测：据说“张中堂近屡有电至京，于改革官制、设立内阁暨维持粤汉铁路、对付留学生问题并消除满汉界限办法，皆别有政见”（注：《张中堂最近政见之传闻》，《盛京时报》1907年8月20日。）。因此， 当廷臣反复讨论袁世凯请立内阁折议而未决时，两宫不无怨辞：“你们毫无主意，张之洞虑事周详，可电召来京，裨各事有所商斟”（注：《电召鄂督之原委》，《盛京时报》1907年8月23日。）。后来张之洞入京觐见， 太后面谕：“奕劻已老，载沣尚幼，汝系朝廷旧臣，国家政务历练颇深，日后国政，仗汝办理”（注：《召见张中堂述闻》，《时报》1907年10月7日。）。内讧政潮暴露了官场黑暗，使清廷元气大伤，令本来阻力颇大、困难重重的新政、宪政改革更加举步维艰。清廷对张、袁既有顾忌，又不能不有所借重，相互牵制之下，若能共辅朝政以济时艰，虽无力回天，尚可支撑残局。 张之洞本人对入京不无犹豫，曾“两辞军机，均奉温旨慰勉，而又七奉电旨敦促来京，乃犹逗留鄂中，徘徊不发”，以致言官奏参疆臣抗旨，恐蹈尾大不掉之覆辙（注：《京事小言》，《申报》1907年9 月10日。）。 学部方面，张之洞入京引起不小的骚动，首先是尚书荣庆不安于位。荣庆仕途发迹，缘于任山东学政时结识袁世凯，并由后者引荐，和权倾一时的荣禄拉上关系，就任学部尚书后，还与袁过从甚密。他虽在管学大臣任上因修订学制与张之洞共过事，实际不过附庸。而袁、张之间明争暗斗，天下周知。袁世凯不久出任外务部尚书，而张之洞屡请回鄂，当局彷徨，并未授予实职。此时荣庆因学部的改革引起朝野诸多非议，如坐针毡，关于张之洞去向的种种传言，更使其忐忑不安。因为无论就资历抑或分量而言，张之洞都远在荣庆之上，张是否督管学部，关键不在朝廷的态度，而取决于本人的进退。深谙官场之道的荣庆以退为进，而传媒充当了官僚表演的道具：“荣尚书以学部管理全国教育，为立国根本，年来办理时虞竭蹶，近因张相国到京，极力辞退，引张自代。政府一再慰留。闻荣尚书决意引退，已经庆、袁面奏两宫，大约张相国以军机大臣兼管学部，不日即可发表矣。”（注：《学部尚书有更动消息》，《盛京时报》1907年9月19日。）10日之后， 着张之洞管理学部的上谕正式颁布。 张之洞管学部，并位列蒙古尚书荣庆之上，事出有因。庚子之后，清廷将锐意兴学视做挽救危亡的灵丹妙药，新式教育成为新政与宪政的重要内容。但学潮汹涌，异动迭见，学务推行迟缓，使当道忧心如焚。以人事论，张之洞入京前两月，有言官奏请整顿学务，将种种流弊归咎于学部的人事安排，矛头直指荣庆：“公忠纯正，惟性谦抑不自裁断”（注：《周爰诹阻挠兴学第二片》，《总商会报》（广州）1907年9 月26日。）。与荣庆相比，张之洞的经验政绩都胜出一筹，“故以南皮兼管学部，冀得纠正学术”（注：《张相国兼得管学之原因》，《总商会报》1907年10月12日。）。以教育论，此时学务发展提出了进一步加强与完善的要求。张之洞进京前，林绍年“面奏现行学务章程诸多不合，在张之洞原定时学务尚简，今者情形不同，应俟张之洞抵京，再令其会同学部详细改订之”，已“蒙允准”（注：《林中丞请改订学务》，《盛京时报》1907年8月30日。）。以权术论，则是有利于平衡牵制。 设大学士、亲王管理六部事务是清制一项不成文、却不鲜见的成例。1906年官制改革期间，就有“外务、财政、陆军、学部均设管部大臣，以事关重要”（注：《京师要闻》，《盛京时报》1906年10月24日。）的传闻。后虽一度停派管部大臣，而且尚书不分满汉，只设一人，但经历丁未政潮，清廷变动人事，袁世凯执掌外务部，张之洞若掌管学部，既可加强学务，又有助于相互制衡。以张之洞本人的意愿，其政治生涯扮演过多种角色，兴学无疑是他热衷而富有成效的一类。年近耄耋仍晋京奉命虽属无奈，若能做一些朝廷棘手而自己又驾轻就熟之事，也是一种成就与慰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