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化是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广泛关注的重要课题。应该说，从近代化的角度研究明清时期的中国社会发展，突破了以前单纯通过资本主义萌芽论证明清社会变迁的简单模式，使人们从一个相对宽广的视野，研究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回答中国社会是否发展，或在多大程度上向前发展的问题。近代化研究，深化了人们对社会形态问题的认识，起到了推动思想解放，促进学术发展的作用。然而，无论是在国际学术界，还是在国内学术界，近代化与其说是一种理论，毋宁说是一种视角，是一种思路。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发现一个真正适合中国历史发展实际的近代化学术构架。理论的贫乏，必然限制研究的深入，必然加重人们对中国历史发展道路问题认识的歧异。本文主要考察清前期社会转型问题，但在进入正文以前，有必要先对近代化问题作一点理论说明。 一、近代化的核心是资本主义化 在考察明清社会发展时，学术界存在着这样一种比较矛盾的现象：一些学者一方面试图证明中国传统社会具有走向近代的内在动力，试图证明中国在晚明（有的甚至认为更早）就已经开始了近代化过程，但另一方面却否定资本主义因素的存在和发展，甚至将当年对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视为教条主义指导下的错误产物，视为应该抛弃的“错误命题”。这就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什么是近代化？ 我不想在这里对“近代化”作辞源考证，但有必要指出这样一个事实：当今学术界通常所谓的“近代”，就其本意，指的是16世纪以来主要是在西方世界出现的所谓社会变革浪潮，这种社会变革浪潮，其核心内容只有一个，那就是资本主义化，也就是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代替传统的（也可以说是封建的）生产方式，用资本主义的新文化代替传统的旧文化，用资本主义的新制度代替落后的旧制度。有的学者提出：资本主义化不等于近代化。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确实，近代化较资本主义化具有更加广泛的社会内涵，资本主义也不是通向近代的惟一桥梁，资本主义阶段也并非不可超越，但下面两个事实是我们应该高度重视的：第一，作为通常意义上的封建社会自然发展的替代物，资本主义是惟一的选择。迄今为止，史学家还没有发现，在社会自然演变的条件下，除资本主义外，封建社会（或传统社会、中世纪）有任何别的可能的发展方向；第二，在20世纪以前，资本主义化一直是推动人类社会从传统向近代转变最重要的动力。近代化的许多重要成果和基本原则（如启蒙思想，市场理论，近代科学的兴起与传播，等等），都是在资本主义发生、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并得到完善的。脱离资本主义谈论近代化，正如离开市场谈论商品一样，在理论上是不可思议的，在实践上是行不通的，对中国传统社会转型问题的研究也是如此。 如果我们承认近代化的核心是资本主义化，承认没有资本主义就不可能有什么近代化，那么，我们就不能简单否定当年学术界对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就不会将对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与对近代化的研究对立起来。应该承认，目前学术界对商品经济、城镇发展、区域经济、社会结构等问题的探讨，在相当程度上是建筑于当年对资本主义萌芽研究的学术基础之上的，研究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与发展，理所当然地应该是研究中国近代化历史的核心内容。 历史上完全意义上的近代化，虽然以资本主义兴起与发展为核心，但毕竟具有更加广泛的社会含义。衡量一个社会是否在向近代迈进，应该确定一些起码的标准。采用不同的标准衡量中国社会发展，也许是长期以来学术界对同一问题得出不同结论最重要的原因。我认为，所谓近代化至少应该包括下面三个方面的内容： 以服务市场和自由雇工为主要特征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兴起与发展； 传统人身依附关系的逐渐解体，个人自由的扩大，政府对社会管理的制度化和规范化； 与上述变化相适应的带近代意义的社会观念的出现与传播。 在具体历史研究中，关于近代化问题最主要的切入点有两个：一是从生产方式的角度，其基本点是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二是从上层建筑的角度，其中心内容是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问题。前者是基础的，它能揭示出某种社会形态形成与发展的根本动因。后者是至关重要的，它能从社会控制、价值观念的角度，从思想流变的角度，回答社会发展速度问题，回答变革方式与变革道路问题。只有将这两个方面的研究成果充分汇合，融会贯通，我们才有可能对一个时代的发展水平做出大体准确的判断。 从历史研究的角度看，我们对清代社会发展状况的认识，目前还有较大的探讨余地，其突出表现是我们对意识形态，特别是社会观念领域的研究重视不够。不充分吸收对意识形态领域的研究成果（如思想史的成果、学术史的成果、观念史的成果），我们对某些问题的解释就会显得僵化和机械，甚至出现将社会发展简单化为经济发展，将资本主义简单化为市场经济的片面倾向。比较典型的如对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认识，我们以前往往将它作为一个单纯的经济史问题，过多地将精力用于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研究，而忽视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资本主义，不但是一种经济现象，而且也是一种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共生的必然是资本主义的观念，是资本主义的精神。而新的生产方式的孕育，也需要一个合适的文化土壤，需要以社会观念的某种变革为前提。不重视对与资本主义萌芽密切相关的文化问题的研究，我们对它的认识，就不可能完整和准确。事实上，即使进行纯粹的经济史研究，也应当充分注意人的观念问题。人是社会生产中最活跃的因素，人的社会观念直接影响着他的全部经济活动。观念应该成为而且也是我们认识一个时代最主要的窗口之一。对明清史研究者来说，要做到这一点，是有条件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