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ISSN 1000—5218 （2000）—03—0087—06 本文所讲的近代是指1840年至1919年，考虑到史料的实际情况，下限延至1930年左右。绥远地区大致相当于今天内蒙古自治区中西部。清代，这一地区包括口外五厅（七厅）及土默特旗、乌兰察布盟、伊克昭盟。清末以来，随着垦区的扩大，又先后设置了五原厅、武川厅、兴和厅、陶林厅等。民国初年，设绥远特别行政区，辖境与清末基本相同，只是在原有的基础上又大规模地设县，包括包头县、临河县、固阳县等。我们在阅读史料时发现有关蒙旗灾荒情况的记载甚少且不成系统（注：有关史料中对蒙旗的灾荒所记甚少，且不成系统。我们推测，在这一时期，蒙旗与中央财政没有直接关系，蒙旗的灾荒不影响有关方面的财政收入，故尔有关记载特别是官方的记载极少。），故本文所涉及地区以清代至民国以来设治的地区为主，对蒙旗情况只是附带提到。 一 灾荒，即由灾及荒，邓云特先生在其《中国救荒史》中给灾荒所下的定义可供我们参考。“所谓灾荒者，乃以人与人社会关系之失调为基调，而引起人对于自然条件控制之失败所招致之物质生活上之损害与破坏也”。〔1 〕（序言）我们研究的重点是自然灾害所引发的社会后果。 近代绥远地区的灾荒是十分严重的。从灾害的种类来看，包括水、旱、风、虫、雹、霜冻、碱等，尤其以水、旱、风灾为甚。在1840 —1930年的90年中，绥远地区计发生253厅（县）次灾害，平均每年2.81厅（县）次。（注：本数字是作者参照傅增湘《绥远通志稿》（未刊稿本，藏内蒙古图书馆）、《清实录》及李文海等编《近代中国灾荒纪年》（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年）等史料统计而得，仅供参考。）将这一数字与同一时期内地省份相比，在1846—1910年的65年中，黄河流域六省（直、鲁、豫、晋、陕、甘）平均每年受灾州县占该地区总州县数的25.37%，而长江流域六省（苏、浙、皖、赣、鄂、湘）平均每年受灾州县数占该地区总州县数的30.04%；〔2〕（p.882 ）如果以清末绥远地区的州县数作为基数，其比例要大于长江、黄河流域。由于这一地区相对来说人口密度较低，故灾害造成的影响没有内地省份严重。这一时期，绥远地区比较严重的灾荒有三次。 第一次是在光绪初年。光绪初年，华北地区发生大的旱灾，重灾区在山西省。关于这次旱灾的情况，已有许多论述。〔2 〕这次旱灾也波及绥远地区。从光绪三年（1877年）开始，和林格尔、萨拉齐、清水河、托克托厅先后遭受旱灾的侵袭。旱灾一直持续到光绪四年。有关史料表明，绥远地区的旱灾和山西省比较起来要轻得多。山西省的大旱是从光绪二年开始的。光绪三年九月，山西巡抚曾国荃在奏折中还提及往归化、包头等地采买粮食。〔3〕（卷八二， 荒政记）“其口外各厅亦均亢旱，委员踏勘，他厅俱未成灾，惟清郡（指清水河厅——引者注）僻处边隅，田亩俱系山坡，一经受旱，收成失望，而民食为艰矣”。 〔4〕（卷一七，祥异）受灾不重的绥远地区也参预了赈灾，“归化城商民捐马600匹”作为赈灾资金。〔5〕（卷六，济恤）“光绪三、四年间，山西大旱，邑及各厅岁尚稔，米粮南运赈抚”。〔6〕（《经政志》） 第二次是光绪十八年至光绪十九年（1892—1893）。这次灾荒实际开始于光绪十七年。1891年口外各厅即歉收，接连而来的是普遍的干旱，1892年秋又遭冻灾，几乎颗粒无收。这一年，山西全省62州厅县受灾，以“北路”及“口外”为重，“口外则以丰镇厅为最重，归化、宁远次之，萨拉齐、托克托、和林格尔、清水河又次之”。〔7〕（p.566）是年，蒙旗地方也发生大面积的旱灾，阿拉善、伊克昭盟的王公先后上奏清廷，报告灾况。（注：参见邢奕尘《清季蒙古实录》（下）第 173页，内蒙古社会科学院蒙古史研究所，1981年印。《清实录》卷二一七。）1893年，归、清、萨、和等厅又先后受雹、水、旱、霜、碱、冻等灾，“承上年祲后，民力拮据”。〔7〕（p.576）之后几年中，口外各厅灾荒不断，1898年至1901年，绥远地区又普遍受灾，其中以归、萨、托三厅为甚。 第三次是1928年至1929年。1927年秋冬少雨雪，造成当年粮食歉收，干旱一直持续到1928夏。1928年7月，绥远各县又普降暴雨， 各地山洪陡发，黄河、大小黑河都决岸而出，将饱受旱灾之苦的民众陷入一片汪洋。因从是年6月绥远各地陆续落雨，所以，水灾之后， 有一些未被淹的地方尚有收成。“不意处暑期间，各县逆风突起，不息者五日，天气异常寒冷，到处飞雪，水皆结冰，而浓霜普降，田禾受冻。”〔8 〕（p.48）这次灾荒波及当时绥远的17县、局，其波及面广及受灾程度的严重都是空前的。 清末以来，随着清政府放垦蒙荒政策的实施，绥远地区得到了进一步开垦，人口日益稠密。1933年，绥远省人口达2082503人。 （注：引自山田武夫、关谷阳一著，宋雅岚译《蒙疆农业经济论》。《内蒙古近代史译丛》第3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2年。 ）该文引述了许多有关绥远人口的数字，可供参考。另光绪《山西通志》卷六五田赋略八归绥道也列出了光绪九年丰镇、宁远二厅的汉族人口数，计333319名。如果以此数字为平均数，再考虑到清末以来人口的急剧增长以及蒙古族人口，清末以来绥远地区的人口当在200万以上。 ）频繁的自然灾害在绥远地区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后果，归纳起来，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看。 其一，人口的大量死亡和流离。灾荒最直接的影响就是粮食的短缺和粮价的上涨，由此造成了人口的大量死亡和流离，尤其是大面积的、持续时间长的灾荒。灾区人口始而有存粮接济，继则挖食草根、树皮，甚至于发生人相食的现象。长期的缺粮、饥饿使灾民的身体素质大幅下降，减弱了其抵御疾病的能力，灾后的厉疫流行以及塞外的严寒也时时威胁着灾民的生命。在这种情况下，灾民或转死沟壑，或卖儿鬻女，或走上到处流亡的道路，造成“所到之处饿殍盈野，村落成墟……有力之家，初尚能以糠秕果腹，继则草根树皮均已掘食殆尽，朝不保暮，岌岌可危，每村饿毙日十数人。……饥民率皆鹄面鸠形，仅余残喘，竟有易子析骸之惨”〔7〕（p.566）的局面。灾荒所造成的粮食短缺是十分惊人的。经过清代以来的开垦，绥远地区已成为重要的粮食产地，山西“腹地州县，无不以口外为粮之来源”〔3〕（卷八二，荒政记）， 河套地区更被称为“粮米川”。〔9〕（p.621）关于灾荒造成的粮荒及人口的死亡、流离数字，由于缺乏系统的史料，我们很难有一个全面的统计。我们可以从一些史料的片断来看这一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