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义和团研究中，毓贤是争议最大的一个历史人物，长期聚讼不休，迄难取得共识。本文略述浅见，以供讨论。 一、毓贤对义和团的态度问题 评价毓贤的一个重要依据，是他对义和团的态度。对此，国内外学术界的认识是颇有分歧的。目前广为流传的主要有三种观点，兹评述如下： （一）镇压说。此说由来已久。《清史稿》说毓贤“善制盗不惮斩戮”（注：《清史稿》，列传252，《毓贤传》。 ）。《清史列传》也说他“果于杀戮，捕劣是其特长”（注：《清史列传》，卷62，《毓贤传》。）。时人许指严所著《十叶野闻》，其中有“毓屠户”条，谓“清季之酷吏当以毓贤为举首”（注：《义和团史料》（下），758 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故有史家称其为“著名屠户”（注：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册，340页，人民出版社，1962。）。 “任曹州知府时，以屠杀大刀会、义和拳而声名卓著。”（注：林增平：《中国近代史》，下册，492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 ）接任山东巡抚后态度未改，“不仅没有支持义和拳、大刀会等团体的反教会斗争，而且还镇压过这种斗争”（注：林华国：《义和团史事考》，2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确实，毓贤不仅捕杀了一些著名的大刀会、义和拳首领，而且杀害了为数众多的大刀会员和义和拳民。但这只是他的一个方面。他还有另一方面，即对大刀会、义和拳并不是一味地镇压。否则的话，外国传教士就不会那样不满和谴责，并要求清政府撤换他人。对此，镇压说是不能做出圆满回答的。 （二）庇护说。与镇压说相比，庇护说的提出还要早一些。毓贤接任山东巡抚不久，德国驻华公使即根据其驻山东主教安治泰的报告，照会总理衙门称：“山东巡抚不怀善意，从中庇护贼匪”，“地方官深知巡抚仇视外国之心，故意挑唆愚民攻击教堂，为迎合抚臣之计”，“而会匪自夸奉山东巡抚之言，如此行为”。并强烈要求：“设法将不怀善意之官令其离任。”（注：《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上册，313～315页，中华书局，1990。）此庇护说之由来也。其后，教会所办的《汇报》更登载了这样的报导：“各处刀匪闹教，总因东抚毓中丞仇教心炽，通饬各属州县，凡教士函件，一概视为废纸。故匪有恃无恐，大张红白旗，上书‘保清灭洋’，并有帅字旗‘山东抚提部院毓’字样”（注：徐绪典主编：《义和团运动时期报刊资料选编》，3页，齐鲁书社，1990。）。此报导以其言之凿凿，使人们信之不疑。如《清史稿》即袭此说，称：“朱红灯构乱，倡言灭教……自称义和拳，毓贤为更名曰团，团建旗帜皆为‘毓’字。”（注：《清史稿》，列传252，《毓贤传》。 ）时人张一麟娴于历史掌故，所著《心太平室集》更指出：“毓贤始为山东巡抚，赏匪首朱红灯银两，匪旗大书‘保清灭洋山东抚提部院毓’字样。毓出示改大刀会名目为义和团。”（注：《义和团史料》（下）， 842页。）此后，一些著名的有关史学著作中皆有类似的记述。（注：萧一山：《清代通史》，四，2184页，中华书局，1986；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册，341页。）于是，这似乎已成为定论。 问题是这些记述是否实有其事。事实上，当时外国传教士的报导多夸大其词，甚至捕风捉影，本不足凭信。（注：参看陆景琪《义和团在山东兴起中的几个问题》，载《山东大学文科论文集刊》，1980（1）。）后人不查， 引以为据并加以发挥，更难免以讹传讹了。且不说毓贤赏朱红灯银两纯属无稽之谈，即以大刀会、义和拳改名义和团而言，已有人考证此事与毓贤根本无关。（注：林华国：《关于毓贤改义和拳为义和团说》，见《义和团史事考》，6～13；【美】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 —1911）》，下卷，14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至于说义和团公开打出‘毓’字旗，未免过于离奇，也从原始材料中找不出任何佐证。连毓贤本人也对教会所散布的庇护说嗤之以鼻，反问道：“至谓本部院庇护会匪，何以本部院前办大刀会匪时，立将匪首刘士端、曹得礼正法？昭昭在人耳目，此言可不辩自明。”（注：《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上册，361页。）“庇护”云云，本是莫须有的， 硬加在他的身上是没有什么道理的。可见，庇护说缺乏令人信服的证据，也是难以成立的。 （三）由剿变抚说。毓贤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历史人物，对待义和团的态度既有镇压的一面，又似有抚绥的一面，令人不好理解，故有由剿变抚说的提出。此说系由范文澜开其端。他认为：毓贤做曹州知府时，本是屠杀义和团的刽子手；接任山东巡抚后，“因为说过‘匪已肃清’，又不敢向拳民出击，因为每战必败”，故“表示承认为民间团体”，“可以公开活动，各县遍设拳厂”。（注：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册，340～341页。）此说为许多历史学者所接受，故集合多位史学界先进编写的一部《中国近代史》教科书，即明确指出：“毓贤对义和团采取了由‘剿’变‘抚’的策略。”（注：《中国近代史》，第三次修订本，288页，中华书局，1983。 ）该书引用了毓贤奏折中的一段话：“东省民风素强，民俗尤厚，际此时艰日亟，当以固结民心为要图。”但并不能从这段话中引出“由剿变抚”的结论。因为在同一份奏折中，毓贤曾明白无误地讲明了他对待义和团的方针：“出示晓谕，被匪诱胁之拳民，已散者不准复聚；如有旋散旋聚者，即是甘心为匪，定即严拿惩办。”（注：《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39～40 页， 中华书局，1979。）这哪里是“由剿变抚”呢？当时，在清政府内部确实存在着主剿与主抚之争，但直到1900年6月16日清廷发布上谕， 提出“该拳民既以义勇为名，如足备折冲御侮之资，朝廷原可宥其前愆，以观后效”，并择其“年力精壮者，即行招募成军，严加约束”（注：《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145～146页。）之前，还不能说对义和团已经采取“抚”的政策了。剿与抚，历来是封建统治者对付人民群众的两手，有时兼而施之，有时交替用之。事实上，毓贤从任曹州知府、山东按察使到交卸山东巡抚印篆为止，对大刀会也好，对义和拳也好，既未采取单纯“剿”的办法，也未采取单纯“抚”的办法。例如，他于1896年带兵查办单县大刀会时，就不是“一概剿捕”，而是根据李秉衡先“出示晓谕，解散胁从”，“必其大股抗拒者，饬即严行剿办”的指示，除处决刘士端、曹得礼等人外，对一般大刀会群众皆令“悔过自新，闾阖一律安堵”。（注：《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4～5页。）后来，他于1899年命令济南知府卢昌诒带领马步队查办平原教案时指示，采取“分别办理”的办法。所谓“分别办理”，就是一面“开导”，即“出示劝谕”，对“被胁良民”“均各不究”，一面对“仍聚而未散之匪，胆敢抗拒”，则“带队同往弹压”，其“潜逃四散”者，则“札饬附近各县截拿”。（注：《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34页。）可见，毓贤始终坚持“剿”“抚”两手并用，即所谓“剿抚兼施”也。说他“由剿变抚”是没有什么根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