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运动爆发至今已经整整一个世纪了，对这场轰轰烈烈的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运动，中国共产党人早在建党初期曾多次论述过。他们高度赞扬义和团运动反帝斗争的精神，鼓舞全国人民反帝斗争的信心，推动了大革命的发展。对此，人们很少留意。今天，我们重温这些论述，仍有启迪意义。 一 1924年以前，共产党人很少论及义和团运动。但在寥寥数语的评论中，都肯定义和团运动反抗侵略的斗争精神，称其体现了“爱国的民族主义的社会意识”（注：《瞿秋白选集》第28页。）。 1924年7月13日， 由国共两党发起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大联盟在北京成立，并发表宣言，倡议9月3日至9 日为“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运动周”以纪念九七国耻（九月七日为辛丑条约签订日）。9月， 九七国耻纪念活动在北京、广东、湖南、江西、上海等地展开。共产党人纷纷发表文章，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义和团运动，揭露帝国主义侵略奴役中国的罪行，热情赞扬义和团运动反抗帝国主义的斗争精神。此后，共产党人继续发表有关文章。到1927年，初步形成了对义和团运动的系统认识。 首先，共产党人肯定义和团运动的性质是反帝运动，高度称赞它是“最有国民革命精神的运动”（注：《张太雷文集》第78页。），“中国民族革命史上悲壮的序幕”（注：《陈独秀文章选编》 （中）， 第575页。）。虽然不少人使用了“排外”、“排外运动”的字眼， 但同时他们都肯定其反抗帝国主义的斗争精神。“因为义和团运动绝不是一个什么单纯的民族仇外运动，确完全是农民群众受了帝国主义的过分压迫之一种反抗运动。”（注：述之：《帝国主义与义和团运动》，《向导》第81期。） 共产党人系统地分析了义和团运动爆发的原因。他们运用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从帝国主义本质入手，深刻阐述了帝国主义对华政治、经济、文化“侵掠”。共产党人指出，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就是“临死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存在着生产过剩、原料缺乏、资本多余、劳力缺乏等根本病源。因此，它必须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实行政治、经济、文化“侵掠”，以“满足它的要求”（注：述之：《帝国主义与义和团运动》，《向导》第81期。）。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掠”始于鸦片战争，到义和团运动爆发时，帝国主义在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已无外交”，“中国隐然一国际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注：述之：《帝国主义与义和团运动》，《向导》第81期。）。在经济方面，帝国主义的“商业侵掠的突进”；工业投资“始终占有优势”，“掌握”了许多重要矿山；“操纵”了中国的金融；控制了中国的近代交通业。在帝国主义的商品倾销和机器工业的压迫下，中国的家庭工业和手工业“日渐摧毁”。这是“引起广大的民众运动之根本原因”（注：子毅：《六月二十日》，《政治生活》第5期。）。在政治方面， 帝国主义取得了在中国的领事裁判权、管理海关权，并操纵了中国的关税。在文化方面，帝国主义“文化侵掠的唯一方法是布宗教，开学校。宗教一方面是帝国主义昏迷殖民地民众之一种催眠术，另一方面又是帝国主义侵掠殖民地之探险队，先锋军。”（注：述之：《帝国主义与义和团运动》，《向导》第81期。）帝国主义在华宗教势力可根据当时教案之多反证其势力之盛。有教会的地方大多附有学校，可以想象其势力绝不在小。此外，帝国主义者在中国无恶不作，引起了中国人民的义愤。共产党人愤怒地指出：“所有在华外人（军警、外交官、商人、教士）都是屠戮中国人之刽子手，所有在华外人财产都是中国人血汗之结晶！”（注：《陈独秀文章选编》（中），第574页。）他们强调指出， 外国传教士的横行是义和团运动爆发的直接原因。帝国主义“利用其无孔不入的教会势力，在内地作威作福”。中国人民“自然是急不能忍，要拔剑而起，挺身而斗了。”（注：子毅：《六月二十日》，《政治生活》第5期。） 二 义和团运动反抗帝国主义的正义之举遭到许多人的诽谤和误解。他们认为，义和团是“拳匪”，义和团运动是“野蛮的排外主义；假使这班匪徒不这样胡闹，八国联军也不会来，辛丑条约也不会订了。”（注：《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3），第340页。）共产党人批判了这种论调，正确分析了义和团运动的落后性，并初步探讨了义和团运动的起源及阶级成份。 针对一些人对义和团运动的诬蔑和不理解，共产党人尖锐地驳斥道：“这种意见完全是受帝国主义宣传的一般士大夫阶级的谬论。”（注：《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3），第340页。）“他们只看见义和团排外，他们看不见义和团排外所以发生之原因——鸦片战争以来全中国所受外国军队、外交官、教士之欺压的血腥与怨气！”“他们只看见义和团损害了一些外人的生命财产，他们看不见帝国主义军事的商业的侵略损害了中国人无数生命财产！他们只看见义和团杀人放火的凶暴，他们看不见帝国主义者强卖鸦片烟、焚毁圆明园、强占胶州湾等更大的凶暴！”“他们指责义和团号召扶清灭洋及依托神权是顽旧迷信，他们忘记了今日的中国仍旧是宗法道德、封建政治及神权这三样东方的精神文化支配着！义和团诚然不免顽旧迷信而且野蛮，然而全世界（中国当然也在其内）都还在顽旧迷信野蛮的状态中，何能独责义和团，更何能独责含有民族反抗意义的义和团！”（注：《陈独秀文章选编》（中），第574页。）因此，“即使没有义和团”， 列强“也会想出种种别的方式来进攻，来取得他们在辛丑条约上所得的特权。”（注：《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3），第341页。） 共产党人并不是简单地驳斥对义和团运动的错误论调，而是在驳斥的同时，深刻分析了义和团运动的落后性。共产党人首先分析了义和团政治口号的落后性及其阶级根源。他们指出，义和团运动“实在是一种原始的农民暴动……这种游民阶级，失业的劳动阶级，因为自己经济地位及生活条件的缘故，不能有明确的政治意识和阶级觉悟。”（注：《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3），第342页。）义和团打出的“扶清灭洋”的尊皇口号，“完全是一种帝制主义的反动思想”（注：《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3），第342页。）。因为“他们于‘扶清灭洋’的狭隘国家主义的口号以外，什么‘阶级的要求’都没有。”（注：《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3），第343页。）其次，分析了义和团反抗斗争策略上的落后性。指出义和团“不了解国际帝国主义侵略的内幕”（注：硕埙：《九七纪念与五卅运动》，《中国学生周刊》第6 期。），“没有近代的知识和方法”，“拒绝一切‘洋货’，拒绝并且反对一切科学文化”，“盲目地排外”（注：《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3），第346页。）。再次，分析了义和团运动的客观物质条件的落后性。“按照当时中国历史发展的条件，当然只能容许农人拿着刀、枪、矛、锄、张真人、吕洞宾、神兵、天将……去与大炮机关枪以及帝国主义者一切近代的知识技术去决胜负。 ”（注：《蔡和森文集》 （上），第30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