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运动作为一场从乡村刮起的运动风暴，素为中国乡村天然领袖的士绅在这场运动中到底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庚子年前后的中国社会中，有哪些历史因素影响了士绅的心态及其行为模式？进而，士绅的行为又对这场运动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搞清楚这些问题，对于我们更真实的认识这段历史，无疑是大有裨益的。士绅们带着某种矛盾的心态，步入这场轰轰烈烈的运动。矛盾的心态，导致了他们前后矛盾而变动不定的行为模式。这种变化，又影响了整个义和团运动的发展。山东省作为义和团运动的发源地，在这一点上体现得尤为充分。因此，笔者选取了这一地区作为典型来考察士绅在义和团运动中扮演的角色问题。 一、山东士绅的区域差异及其对义和团运动的影响 我们一般把持有功名但不居官位的人看作是地方士绅，他们是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的天然领袖，依靠政治、经济、宗族以及宗教等各种机制控制着乡村社会。而那些功名较低甚或没有功名，但因其所持有的财势和族权而在乡村中享有很高权威的族长、豪绅亦纳入了本文的分析之中。 清末时期，山东各地区间士绅情况存在着很大差异。而地方士绅势力的强弱程度直接决定了他们对当时义和团运动的影响深度和广度。 自1368年以来，胶东半岛和济南昌邑一带的举人数比例整体呈上升趋势，济宁地区基本保持恒定状态，鲁南山区呈现剧烈的曲线起伏。相反，鲁西两个地区16世纪中期后呈不断下降趋势。至1900年左右这两地的举人比例与人口比例最为悬殊。（注：[美]周锡瑞著：《义和团运动的起源》，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5页。） 至清末时期，胶东半岛和济南昌邑一带成为山东省经济和政治上的重心地区， 这是自明末以来山东地区经济政治格局逐渐变迁的结果。1897年底德国占领胶州湾之后，受外国侵略势力冲击最严重的无疑是鲁东南地区。在1898年底和1899年初，反洋教斗争很快就在整个鲁南蔓延开来。然而，“在鲁东南沿海地区，尤其是日照，乡绅的势力强大，最重要的教案均发生在那里。……该地区的反洋教事件属于传统的类型——通常表现为由地方乡绅进行幕后操纵，冲突经常发生在村庄或家族之间。”（注：[美]周锡瑞著：《义和团运动的起源》，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18页。） 山东中南部的济宁地区通过大运河与富庶的长江下游经济区有着密切的经济联系，因而经济相对比较发达。作为孔孟之乡，这里的科举之风极盛，产生的举人比例仅次于胶东半岛和济南一带。1899年春这一地区的教会势力开始遭到当地红拳组织的冲击。与胶东半岛和济南一带一样，地主乡绅在运动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这一地区首当其冲的德国传教士就曾经向清朝当局抱怨：煽起民教纠纷的是“济宁的乡绅与团练首领”。（注：总理衙门致毓贤，第59号，转递一封安治泰的抱怨信，光绪二十五年五月二十九日（1899年7月6日），“山东巡抚档案”；转引自《义和团运动的起源》，第240页。） 义和团时期的大刀会最早兴起于鲁西南地区。该地区的人口密度居山东之首，自然灾害众多，是山东举人比例最低的地区。虽然有功名的士绅较少，但是由于这一带严重的盗匪问题（注：由于这个地区贩卖私盐和种植鸦片现象十分普遍，加之地处山东、江苏、河南三省的边界地区，盗匪活动很容易摆脱地方官府的追查，盗匪遂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当时这一地区的绝大多数村庄都筑有坚固的围墙，就足以证明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从而造成了这一带村庄内部的高度凝聚力。依靠土地经济财势和宗族家族权威对乡村进行控制的众多豪绅和族长严密控制了这一地区的乡村社会，并建立了众多的武装自保组织，这一地区的大刀会最初就是作为一个防范盗匪的乡村自保组织出现的。许多大刀会的活动和组织都是以宗族、家族为单位进行的，并作为一种维护宗族利益的武装力量而出现。当依仗帝国主义势力的天主教不断向乡村进行渗透和挑战时，这些武装组织的矛头就由防匪顺理成章地转向了反教。鲁西南一个庞氏宗族，因与教民家族刘家争夺土地而参加了江苏大刀会的活动。在族长被官府抓捕后，为求庇护便全体加入了当地的耶稣会。其行为体现出非常强烈的以宗族家族利益为转移的特征。 义和团时期的神拳活动的中心地区是鲁西北平原。这个地区的粮食平均产量最低，天灾频繁。举人数在山东全省排在倒数第三，尽管高于鲁西南，但由于不存在严重的盗匪问题，乡村士绅的控制力亦不如前者严密。仅有的商业贸易繁荣区即运河沿岸城市也是现代化进程（蒸汽船的使用导致传统河运业的衰落）和自然因素（运河的逐渐淤塞；黄河的改道，以及它对农业灌溉系统长期以来的负面影响）的牺牲品，加上19世纪几次大的农民起义期间的战争破坏，这些都使这一地区的传统乡村社会处于不断的衰败之中。昔日严整的乡村社会共同体在不断的瓦解之中，变得极不稳定而松散，对于村外因素非常敏感。由于上述因素，使这里兴起的神拳成为义和团运动最典型的代表（注：周锡瑞先生认为，“对义和团运动的兴起和传播起了核心作用的是它的具有标志性的仪式——‘降神附体’、‘刀枪不入’。”而这一仪式最为典型的代表是鲁西北的“神拳”。这一观点亦是本文的一个重要立论前提。见《义和团运动的起源》，中文版前言第5页。）， 其“降神附体”的仪式赋予了神拳运动以组织上的极端松散性、自发性和平等主义的倾向。这里的士绅无力将席卷而来的自发性神拳运动纳入自己的控制轨道之中，而是被强大的运动浪潮裹卷而行。其心态和行为体现得最为矛盾，在各种因素交替影响下，还往往出现大的逆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