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691.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34（2000）03—0021—03 一、中国政党产生的阶级基础——近代资产阶级的形成 早在明末清初，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就孕育了资本主义的萌芽，但真正意义上的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的出现，却是在鸦片战争之后。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产生于19世纪70年代，到甲午战争前，共创办工矿企业100多家，资本2800万元。甲午战争后， “设厂自救”成为一种时尚。1895—1898年，出现了第一个投资设厂高潮，全国新开设万元以上的民族资本厂矿企业62家，资本总额1246.5万元。1904—1908年，又出现第二个投资设厂高潮，全国新设厂矿491家，资本额10855.6万元。随着中国民族工矿企业的发展，资产阶级便应运而生。据有关专家估算，全国资产阶级在1911年有52000人左右。[1]（P71、P88）它与全国4亿多人口比起来，所占比例很小，然而，它代表一个新的阶级， 是一股新生的政治力量。由于中国资产阶级特殊的形成环境和生长基础，使得它从一开始就具有与外国资产阶级不同的特点： 第一，政治上的两重性，即革命性和妥协性。中国的民族资本一方面由于受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要求摆脱压迫，因而具有革命性；另一方面，为了生存，又不得不与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发生联系，企图得到他们的保护，因而又具有妥协性。 第二，经济上的多层性。中国资产阶级由于出身不同，一产生就有上层和中下层的区别。上层与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关系密切，政治地位较高，经济实力也比较雄厚。中下层与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关系不那么密切，政治地位低，经济力量薄弱，还常常受到上层资产阶级的排挤和兼并，处境艰难。 中国资产阶级政治上的两重性，决定了他们缺乏彻底改造社会的勇气；经济上的多层性，导致了他们政治理想的多元性，从而使他们不能团结一致、共同奋斗。后来的实践也说明了中国资产阶级从登上政治舞台的第一天起，就形成了两大派系：一是代表资产阶级上层利益的改良派，一是代表资产阶级中下层利益的革命派，他们各自组织自己的团体，成立自己的政党。但不管怎么说，民族资产阶级毕竟是近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产物，是具有阶级意识的一个新兴的阶级，新生的政治力量，它的形成为中国近代政党的产生奠定了阶级基础。 二、中国政党产生的组织基础——资产阶级政治团体的成立 中国资产阶级上层分子首先走上政治舞台，并率先在国内组织起自己的团体。他们的第一个团体是由改良派康有为组织的。他于1895 年7月在北京创办《中外纪闻》，8月在北京组织“强学会”， 以《中外纪闻》为机关报。同年10月，康有为到达上海，成立上海强学会。1896年1月创办《强学报》，大力宣传变法主张，公开提出“开议院， 立议员，以通上下之情”的政治主张。强学会已不是旧式学术团体，而是一个新式的政治团体。它明确提出了变法维新的政治主张；创办了自己的报刊《中外纪闻》、《强学报》等；它的组织也打破了地域界限。强学会的建立及其活动，扩大了维新派的政治影响，培养了一批变法维新活动的骨干力量。 强学会被查封后，变法维新活动并没有偃旗息鼓。1896年8月， 维新派在上海创办《时务报》，系统宣传维新理论。随着维新活动的开展，各种学会相继涌现，1896—1898年间，见之于记载的维新改良团体就有30个以上，报刊50多种，其中以南学会和保国会的影响最大。 1898年3月，康有为利用应试举人云集北京会试的机会， 将北京的学会统一组成为保国会。保国会是资产阶级维新人士的政治联盟，也是近代资产阶级第一个全国性的政治团体。保国会有明确的政纲和章程规约，明确宣布以保国、保教、保种为宗旨，规定了会员的权利和义务，以及总会和分会的组织、权限等关系。保国会已经是近代资产阶级政党的雏形。 中国资产阶级的中下层，由于经济政治力量薄弱，是在上层资产阶级之后走上政治舞台的，但其政团组织建立并不晚。中下层资产阶级的活动主要在南方和海外华侨中，它的第一个政团组织是1894年11月孙中山在檀香山创建的兴中会。1895年2月，孙中山联络陆皓东、 陈少白等，在香港成立了兴中会总部。 兴中会已不再是一个中国旧式会党，而是一个具有近代政党某些性质的革命团体。（1）兴中会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 创立合众政府”的口号，确立了反清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道路。（2 ）兴中会在组织原则上采取了西方式的民主，这就消除了旧式会党那种层层加封、唯首领之命是从的陋习。（3 ）兴中会打破了旧式会党以地域为界的习惯，规定“不论中外各国人士，倘有心益世，肯为中国出力，皆得收入会中”。[2]（P23）照此规定，兴中会不仅在香港设立了总部，而且在海内外遍设分会。（4）兴中会的成员多为华侨资产阶级， 各地领导机构成员几乎都是当地的资本家或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知识分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