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后期传统民族意识的嬗变

      〔中图分类号〕K2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001—6198（2000）03—0101—06

      1840年的鸦片战争使清王朝被动地卷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自此战乱频仍、外患不已。在西方社会强劲的冲击下，民族意识潜滋暗长，以各种形式鲜明地凸现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诸领域，举凡重大的历史事件无不浸染着或浓或淡的民族主义情愫。

      传统民族意识植根于宗法制的传统农业社会，以大一统、族类思想、夷夏观为其核心内容，主要体现为封建统治阶级对民族问题的看法及处理民族关系的准则和规范，通过尊王攘夷、忠君爱国、讲“夷夏之辨”等折射出来，步入近代后，逻辑地演变为下述几种新的形态。

      一

      其一是守旧派的复古封建型民族意识。复古型民族意识的仇外色彩是异常强烈的，仇外心理与华夏文化优越感交织在一起，战败的事实也未能颠覆守旧派心目中的华夷秩序。天朝上国的尊严是不可凌犯的，统治者醉心于如何保全天朝的威仪。这种死争面子、虚骄自欺的举动在签订一系列国际条约的过程中表现得更为突出。1842年南京议和期间，英全权大臣璞鼎查声称“夷字不美，嗣后望勿再用”，中国官员以“夷字载于圣经，有何不美”为搪塞，腐朽颟顸的清朝统治者靠在文字上耍弄小聪明维护“夷夏之辨”，但英方坚持不让，“争论字义，良久未定”（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M〕.鸦片战争，第五册〔A〕.389.），最后，在条约及有关外交文件中没再出现“夷”字，但清政府的官方文书及士大夫的私家著述中，“夷”字仍广泛袭用，直至1858年天津谈判规定“嗣后各式公文，无论京外，内叙大英国官民，自不得提书‘夷’字”（注：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M〕.102.），但清朝统治者并未放弃捍卫华夷体制的努力，仍顽强地守护着传统的尊夏卑夷理念。

      仇外心理又成为认识西方、了解西方的严重障碍，当然更不用说学习借鉴西方。大学士倭仁的感慨颇具典型性：“夷人吾仇也，咸丰十年称兵犯顺，凴陵我畿甸，震惊我宗社，焚毁我园囿，戕害我臣民。此我朝二百年未有之辱，学士大夫无不痛心疾首，饮恨至今。”（注：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M〕.卷47，（24），25，（2 ）；卷99，（32）；卷46，（3—4）.）屈辱和义愤溢于言表。 更有人把自然灾害现象归结为“师敌忘仇、御夷失策”的结果，显露出对西方文化本能的恐惧感。“夫洋人之与中国，敌国也，世仇也，天地神明所震怒，忠臣烈士所痛心，无论偏长薄技不足为中国师，即多材多艺层出不穷，而华夷之辨不得不严，尊卑之分不得不定，名器之重不得不惜。”（注：朱有.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上册〔M〕.568.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可见守旧派人士的仇外排外心理与夷夏观是一脉相承的。

      仇外排外自然导致守旧复古，在“势力”的层面上难以与西方抗衡，守旧派人士就转向“礼义”、诉求于“德政”，所谓“洋人以势力胜，中国以礼义胜”（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M〕.洋务运动（一）〔A〕.81.）。倭仁反对设立天文算学馆时力倡礼义救国论，声称 “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注：朱有.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上册〔M〕.552.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1880 年围绕修筑铁路的争议也涉及到固守祖宗成法这一基点，顺天府丞王家壁奏称“人臣从政，一旦欲变历代帝王暨本朝列圣体国经野之法制，岂可轻易纵诞若此”（注：洋务运动〔A〕（六）.150.）；徐致祥在《论铁路利害折》中要求统治者“恪守祖宗之成法，以固结民心，以永保天命”（注：洋务运动〔A〕（六）.168.）。师法西方、变革旧制是顽固守旧派人士绝对不能忍受的，他们对维新人士的攻击实质上就是“用夷变夏”的恐惧感和传统文化危机感的显露，如抨击康有为“专主西学，欲将中国数千年相承大经大法，一扫刮绝，事事时时以师法日本为长策”，“欲将中国一切典章文物废弃摧烧，全变西法，使中国之人，默化潜移尽为西洋之人”（注：戊戌变法〔A〕 （二）.482.）。光绪帝也遭到非难，曾廉在《应诏上对事》中指责光绪：“皇上既自以为新，则必祖宗为旧，皇上自以为开创，则尤未知何以处祖宗也，臣恐皇上敬祖宗之意不无少驰，而骄矜之念，遂自此而渐萌也。”（注：赵靖，易梦虹.中国近代经济思想资料选辑，中册〔M〕.447.北京：中华书局，1982.）守旧派人士崇古非今，把严夷夏之防、 明夷夏之辨作为安邦治国的基本准则。他们坚信在文化上远远超过西方各国，在“道”、“本”层面上虚骄自傲，同时又担忧末器、末艺的引入会引起道器颠倒、本末错位，其内心深处充盈着对西方文化的恐惧。

      二

      传统民族意识嬗变的第二种形态是保守传统型。这一派人士以洋务派为中坚，开展了一系列自强求富活动，并相应拓展了中国人观照外部世界的视野，使民族意识逐步向理性化的道路推进。

      洋务人士借法自强的首选目标是西方的军事科技。曾国藩说，“购买外国船炮，剿贼必能得力”，“内患既除，则外国不敢轻视中国，实于大局有益”（注：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M〕.卷47，（24），25，（2）；卷99，（32）；卷46，（3—4）.），希望通过讲求洋器，增强自己的军事实力。“将来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利”（注：曾文正公全集〔C〕.奏稿，卷12，58.）， 其师夷长技是有着长远的战略眼光的。左宗棠说：“欲防海之害而收其利，非整理水师不可；欲整理水师，非设局监造轮船不可。泰西巧而中国不必安于拙也，泰西有而中国不能傲以无也。”（注：中国通史参考资料·近代部分，上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0.353.）指出西方列强的海上优势是清王朝的严重威胁，必须加强水上武装力量，因此就必须发展船舶制造业，为武装水师创造条件。筹议海防和创建海军更是针对西方的，1874年日本侵台事件在清政府内部引起了极大的震荡，认识到日本将“为中国永久大患”（注：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M〕.卷47，（24），25，（2）；卷99，（32）；卷46，（3—4）.）。李鸿章在《筹议海防折》中揭示了时局的严重性，“外患之乘，变幻如此，而我欲以成法制之，譬于医者疗疾，不问何症，概投之以古方，诚未见其效也”，指出一味沿袭成法是没有出路的，“居今日而欲整顿海防，舍变法与用人，别无下手之方”（注：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24〔M〕.10—15.）， 认为培养人才是海防建设的关键。他的建议明显表露出借法自强由军事科技渗入文化教育的迹象，对八股取士制度和传统教育模式开始怀疑，要求进行局部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