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福成字叔耘，号庸庵。在晚清统治集团中，他素以讲究实学，通达“时务”，热衷洋务，力主变法而朝野闻名。在中法战争时期，薛福成凭借其多年追随李鸿章襄办外交事务之经验，对整个战争局势有他自己独到的见解，并亲自参与了抗法的实践，本文将对薛福成在这场战争中的政论与实践略作述评。 一、“守在四夷”—薛福成处理中法越南问题的基本态度 19世纪80年代初中法越南问题和中日朝鲜问题日益困扰着晚清政府，成为了当时士大夫们所关注的焦点。一时间两大问题成为了时论中的主流，薛福成自然也没有例外。早在1875年，薛福成在致友人的一封信中就指出：“法人蚕食越南取其东京以为外府，撤我滇粤之藩篱。日本今又有事朝鲜矣，朝鲜固中国之外蔽也，夫以我疆圉如是之广，而四与寇邻，譬诸厝火积薪，廪然不可终日。”（注：薛福成：《答友人书》，《薛福成选集》第9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法对越南之染指，日对朝鲜之吞噬无不使将越南、朝鲜视为藩篱和外蔽的薛福成忧心忡忡。他希望能将国防第一线推展到邻国境内，以保证本国的安全，慎其四境，结其四援，其思想的实质正是“守在四夷”。 “守在四夷”之所以成为薛福成处理越事的基本态度与以下两点有着直接联系。一方面是他自身的学术背景，薛福成熟读经史，醉心于经世致用之学，信守古训。在1891年完成的《翻译欧洲和约辑要序》中，他就提到：“古人有言曰：天下有道，守在四夷。”（注：薛福成：《翻译欧洲和约辑要序》， 《庸庵文别集》第228 页，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这句出自于《左传》的名言看来对薛福成影响甚巨。另一方面则是朝贡体制的背景，亚洲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制除了礼仪联系、贸易联系外，宗主国和藩属国之间还有着国防联系。藩属国是替宗主国守门户的，属于国防外线，“守在四夷”说的合理性正是建立在这从古而来甚为有效的国防联系上的。 从“守在四夷”这一基本态度出发，阻止撤兵、武力援越、倚重黑旗军等一系列具体化措施就相继出现在了薛福成处理越事的意见之中。 先来看阻止撤兵，法国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入侵越南，到80年代初已控制了越南南部，开始企图占领北圻，打开通向中国的通道。1882年4月，法军再次占领河内，越南形势骤然严峻起来。 晚清统治集团开始警觉，从中央到有关督抚和驻外公使都感到了事态的严重性。他们一面调兵备战，一面尝试外交斡旋，希望避免与法国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12月20日法国公使宝海与李鸿章在上海达成协议：中国从越南撤兵，法国则声明它不侵占越南之土地及不损害其主权；在滇桂界外和红河中间某地划界，南北分别归中法两国保护；中国允许法国商人经红河通商云南。（注：《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卷三第25页。）清政府同意了这个协议，准备撤兵，而薛福成却认为不应从越南撤兵。 他指出：“考之以敌情，征之以近事，复将宝使前后交函，反覆玩味，窃虑法人未必邃就范围，尚将故作波折也。滇粤各军不能骤撤也。”（注：薛福成：《与法兰西通商保护越南议》，《薛福成选集》第 167页。）对于撤兵的后果，他分析认为：“法人见中国退兵之速也，彼之议院必因此窥我之怯馁而谋济师，彼之西贡巡抚必益以觑越之虚弱而谋占据，势必进攻刘永福等以规北圻诸省，不必宝使先有此情也。倘法人趁机思逞，即宝使力不能禁也”。（注：薛福成：《与法兰西通商保护越南议》，《薛福成选集》第169页。）基于以上分析， 薛福成建议：“此时粤军分布富良江以北，与法军尚隔一江，不必撤退，或令其最近东京之一营，酌量移营，滇军前敌在兴化以东者，宜密饬酌度形式，退舍数十里，已足表和好之谊。若宝使以未退回本境借口，宜答以两国相交，未闻有施无报，中国既退扎以示先施，法军亦宜退出东京以昭睦谊。如此，乃足问执其口，而折其无厌之求。”（注：薛福成：《与法兰西通商保护越南议》，《薛福成选集》第170页。 ）事实证明不撤兵之议深有远见，因为李宝的协议与法国欲占领越南全境的利益要求相违背。果然，1883年茹费理二次组阁出任总理后，即推翻协议，撤回宝海。紧接着议会通过了远征北圻的军费案，战争一触即发。 在法国的步步紧逼之下，薛福成要求武力援越和倚重黑旗军。首先是武力援越，为实现这一目标，薛福成上书李鸿章，建议以淮军宿将刘铭传为督办，统率驻越清军，以桂军扼守太原、高平、谅山、宣光、北宁等省，滇军则扼守保胜，并分兵赴山西、兴化，择险扎营，与黄佐贵、刘永福两军互相犄角，同时酌调兵船十数号逡巡粤、越洋面，水陆两路“相辅并行”援护越南，（注：薛福成：《上李伯相论援救越南事宜书》，《援越南议。中》，《薛福成选集》第170、201页。）并强调，此时“舍迅速进兵之外，别无长策”。（注：薛福成：《与张副都御史书》，《薛福成选集》第209页。） 薛福成的上书需要实掌权柄的李鸿章来付诸实现，那么且来看李鸿章在协议破裂之后的表现。1883年4月21日， 上谕令正在家营葬的李鸿章迅速回直隶总督本任。5月1日又发上谕：“法人在越势更狓猖，越南孱弱之邦，蚕食不已，难以图存。该国列在藩封，不能不为保护。且滇、粤各省壤地相接，倘藩篱一撤，后患何可胜言？亟须有威望素著通达事变之大臣，前往筹办，乃可震军威而顾大局，三省防军进止亦得有所禀承。著李鸿章迅速前往广东督办越南事宜”。（注：《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卷三第4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