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95.05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 —8263（2000）06—0030—08 南京是一座有数千年历史的古城，又是中国东南的军事重镇与政治中心。近代鸦片战争以后，因得天时地利之便，南京在经济、文化等方面得到长足发展，在政治上更从清王朝的两江总督衙门所在地一跃而先后成为太平天国、中华民国第一届临时政府与国民党政府的首都所在地，时间长达数十年，地位更形重要，成为全国名列前茅的大都市之一。 但是，在这同时，在中国鸦片战争后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一百多年时间中，南京也像中国其它许多地方一样，蒙受了太多的灾难与耻辱。其中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在这段不太长的时期中，不断加剧的自然灾害与人为灾害，尤其是严重的水灾与兵灾、疫灾，一次又一次地降临南京，对南京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与近代化进程造成惨重的破坏，给南京人民带来极大的灾难与痛苦。 （一）近代南京灾害频发的原因 近代南京地区的自然灾害中，以水灾危害最烈。 南京地处长江中下游地区，城市紧邻长江，其所辖区、县分布在长江南北两岸，自古以来就与长江水情有密切的关系，是受长江水灾威胁最大的地区之一。在清代260多年时间中，南京称江宁府， 就含有当时朝野官民期望与祈祷长江安宁的意思在内。 但是翻开南京的历史，我们就可看到，南京地区古代的水灾并不多。这是因为南京面临与背靠的长江，在清代乾嘉以前，一直水灾较少，更不严重，若和北方几乎连年泛滥的黄河相比，长江的水灾就更是轻微了。这是中国古代自南北朝、隋、唐以后，全国经济中心逐渐南移的重要原因之一。直到清道光年间鸦片战争爆发前，长江流域发生水灾的次数仍然较少。据《中国历史大洪水》一书记载，从1583年（明万历十一年）到1840年（清道光二十年），在这二百五十七年时间中，长江流域发生大水灾仅有两次。 长江流域在古代水灾较轻的原因，主要是因为长江上游两岸山岩矗立，原始森林覆盖严密，植被保存完好，水土流失现象难以发生，因而江水清澈，不像黄河那样夹带两岸大量流沙，河床日益垫高；而长江自宜昌出三峡后，进入广阔的中下游平原地区，水流比较平缓，两岸有许多湖泊，如洞庭湖、洪湖、鄱阳湖等吸纳与调节长江水量，因而长江就不易发生水灾，即使偶有发生，灾情也不那么严重。那时长江及其流域各河湖的景象，就像宋代范仲庵在他著名的《岳阳楼记》中所描绘的那样：“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水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 但是，自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以后，随着中国进入动荡与多灾多难的近代社会以后，长江中下游流域的灾情迅速加剧，特别是水灾更加严重。据《中国历史大洪水》一书记载，自1841年（清道光二十一年）到1949年（民国三十八年）这一百零八年时间中，长江流域竟发生大水灾九次，超过了同一时期黄河重大灾害性洪水的次数。至于范围与危害较小的小水灾则次数更多。 长江中下游在近代以来水灾增多的原因很多，除了天气异常等自然原因外，人为破坏的社会原因则更为重要。 首先，是由于明清以降数百年来，长江流域生态平衡遭到日益严重的破坏。特别是在1644年清王朝入关统治全国以后，历经二百多年的承平时期，人口激增，土地不足。大量移民进入人烟一直稀少的长江上游流域各地，开山毁林、开荒种地、安家落户，破坏了大量植被，既削弱了上游水源的涵养功能，洪水无所阻挡，滚滚而下，洪锋不断增大，又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使长江水含沙量剧增，由清变浑，河床不断垫高，河道逐渐淤升，在中下游形成高出两岸陆地的“悬河”，迫使长江两岸护堤不断加高，风险日大。而在长江中下游广大地区，官府与民众为扩大耕地面积，又大兴围湖筑圩造田，使洞庭湖、洪湖、鄱阳湖等大小河湖面积日益缩小，既失去吸纳与调节长江水量功能，又堵塞了水路，使各河、湖不能顺畅其流。这种情况到了鸦片战争以后更加严重，其引起的巨大危害也日益明显地暴露出来。 对于入清以来人为破坏长江流域生态平衡而引起长江水患不断加剧的情况，一些有识之士早就觉察。清初，著名的思想家、江苏昆山人顾炎武在其名著《天下郡国利病书》中，就指出山地垦殖使“山谷泥沙尽入江流”，造成江河湖泊的淤积之状。道光年间长期在南京任两江总督的陶澍也明确指出：长江下游的水患是“因上游川、陕、滇、黔等省开垦太多，无业游民到处伐山砍林，种植粮食，一遇暴雨，土石随流而下，以至停淤接涨。”（注：《陶文毅公全集》卷10。）鸦片战争时期的启蒙思想家魏源更深刻地指出：“历代以来，有河患无江患”，但到鸦片战争前后，长江水患却日益加剧，“乃数十年中，告灾不辍，漂田舍，浸城市，请赈缓征无虚岁，几与河防同患，何哉？”就是因为在长江上游大量移民盲目伐木垦荒，使得“泥沙随雨尽下，故汉之石水斗泥，几同浊河”；而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官府与农民在江湖洲渚上大量筑圩垦田，“泽国尽成桑麻”。（注：《魏源集》上册，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388—391页。）他们的分析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