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4.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623（2000）03—0109—08 曾纪泽是近代中国一位“有头脑、有胆识、有策略的杰出爱国外交家”[1]。 这是笔者在《评曾纪泽的外交活动》一文中对曾纪泽在1878～1886年出使英、法、俄三国外交活动给予的评价。 曾纪泽出生于道光十九年（1839年），家规甚严，其父曾国藩对于长子没有更高要求，不期望他做大官，而希望儿子“为读书明理之君子，勤俭自持，习劳习苦……”[2]（P28）由于家父的严格教育，曾纪泽自幼俭朴、好学，加之当时曾国藩正倡导洋务，创办军事工业，使曾纪泽有条件较早地了解、接触了西方的文化。他年轻时便按照父亲的要求，掌握了数学、天文、地理等基础学科，同时还注重了解中国的经世致用之学。其妹曾纪芬后来在撰写的《崇德老人自订年谱》卷首插图一幅。图中青年时的曾纪泽与妹妹纪芬在两江总督署内正仔细观看一个巨大的地球仪，曾国藩端坐中间。那时的曾纪泽已经有了要了解世界、认识世界的初步想法。为了进一步学习、了解西方的文化，他在30岁以后利用父亲办洋务的便利条件，请外国人教习英语。由于刻苦努力，在他出任公使前便已达到能够与外国人对话及翻译文字的水平。可以说，如果没有年轻时的准备及良好的基础，便不会有他后来出色的外交才干。 1878～1886年，曾纪泽奉旨赴英、法、俄任清政府驻三国公使，在他任职的近九年时间，欧洲世界向他打开了大门。他如饥似渴地学习、掌握西学，广泛地了解西方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风土人情……出使西方使他不仅看到了外国资本主义的船坚炮利，同时也看到了中西文化的差别及政治制度上的差距。正如他在初到欧洲时写下的诗句所说：“九万扶摇吹海水，三千世界启天关；从知混沌犹馀言，始信昆仑别有山。”[2]（P38）诗中不仅表现出一种中国人开始走向世界的豪迈气概，而“始信昆仑别有山”则承认中国的落后以及与西方国家的差距。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与当时清朝那些只知夜郎自大、固步自封、抱着天朝大国不放、不思进取的封建顽固派形成鲜明的对比。曾纪泽在任三国公使期间运用外交武器出色地捍卫了国家的主权，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始终坚持“齿雪咽旃期于不屈”的斗争精神，为国家争回一部分丧失的权利，维护了民族的利益和尊严。曾纪泽如何会成为当时腐败、没落的清政府官员中一位有头脑、有胆识的比较成功的外交使者，曾纪泽的《出使英法俄国日记》，为我们研究、探索曾纪泽的西学、洋务及爱国主义思想提供了极有价值的资料。曾纪泽出使八年半写下了近五十万字的日记，详细记录了他在欧洲的所见所闻。曾纪泽的日记同他本人一样质朴、无华，日记中既没有高谈阔论，也不大议论公事。他对西方的事物以一种平常心态去认识、理解、记录，所以，既没有什么豪言壮语或疾世愤俗的描写，也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语言。而日记中大量记录的是关于他的日常生活，例行公事的内容，文如其人，平实无华。 曾纪泽在日记中还记录了许多他与当时中外重要人物进行会晤、谈话等，如李鸿章及他的前任郭嵩焘、薛福成、徐建寅、马格里、丁韪良、巴夏礼、戈登、日意格、布策等，以及当时留学英法的严复、刘步蟾的拜见。但是遗憾的是他在日记中却很少记录谈话内容，使我们无从考证他与这些重要人物交往时的情景以及对于当时一些重要事情的认识、看法，这反映出当时的清朝官员忌讳多，而常欲避嫌疑，不愿于日记中表示过多意见，这便给我们研究曾纪泽和这些重要人物对于当时发生的重大事件所表示的态度、看法带来一定困难。但是，我们只要仔细耐心地寻觅，沙里淘金，仍然会在字里行间找出许多极有价值的史料，从而为我们探究曾纪泽的西学思想、洋务思想以及强烈的爱国思想找到根源。 一 曾纪泽在英、法、俄任职期间，在公事之余对西方社会作了较全面的考察。他不仅注意考察西方的政治、经济、城市建设、绿化、环保等问题，而且对其先进的军事工业也进行了广泛的考察、细心的研究，并在为中国购买“蚊子船”时，表现出关心国家海防的爱国思想和维护国家利益的严正立场。 曾纪泽之所以注意考究西国“政事语言文字风俗之不同”，是因为他看到了中国正面临着“五千年来未有之创局”。因此，对于“中西通商互市”、“中国不能闭门而不纳，束手而不问”[2]（P28）。1879年5月15日， 曾纪泽在英国参加“伦敦老城裁缝会”（即商会）宴会上的演讲便表明了他的西学思想。他讲道：“中国为保守成法之国，本爵既为中国使臣，与兹会诸绅，气谊相孚，是以隔数万里而可以联结友谊也。本爵颇好留心西学。志欲使中国商民，仿效欧洲富国强兵之术，格物致知之学。若使中国有公堂、保堂之分，则本爵宜列于公堂。”[2] （P218）明确表达了他立志革新、富国强兵的愿望。曾纪泽初到欧洲感到有两件事最难习惯：一是房屋太窄，二是物价太贵。同时他也看到了中西方在城市用地、建筑等方面的不同。如：“西人地基价值极昂，故好楼居，高者达八、九层，又穴地一、二层为厨室、酒房之属，可谓爱惜地面矣。然至其建筑苑圃林园，则规模务为广远，局势务求空旷。游观燕息之所，大者周十馀里，小者亦周二、三里，无几微爱惜地面之心，无丝毫苟简迁就之规。与民同乐，则民不怨。”[2]（P162—163）他参观乌里制炮局时看到“大烟通二十四管，皆矗立于云，如极高浮图。烟通皆开旁门，略泄火焰，故火旺而烟轻。若烟出过重，使四境居民不便者，则局官有罚”[2]（P244—2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