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第三种意见逐渐成为多数学者的共识。但也有的学者提出应以动态的观点来看待早期资产阶级的形成，认为中国早期资产阶级属于一种正从混沌走向有序、从初生状态向比较成熟和完备状态转化的过渡形态的阶级，严重的不纯粹性和软弱性是其贯穿始终的根本特征。这一过渡历程大致始于19世纪60年代，而完成于20世纪初年（注：参见马敏《过渡形态： 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构成之谜》，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 有关民族资产阶级内部构成特点及其在辛亥革命中的态度，过去大多以占有生产资料的多少和政治态度的不同划分。近年来，不少论者对上述划分民族资产阶级上中下层的标准以及各阶层潜在的政治态度提出质疑。有的认为，“作为资产阶级上层，在当时社会上无疑是存在的”。但从经济方面看，很难准确地把握究竟占有多少资本才能归为上层，“有些人即使投资的资本不多，实际占有的投资额也不十分大，但因为他们的社会地位较高，在工商界影响较大，倒实际上充当着民族资产阶级‘头面人物’的角色”（注：唐传泗等：《中国早期民族资产阶级的若干问题》，《学术月刊》1984年3期。）。还有的认为， 辛亥革命以前资产阶级上层和中下层并未完全分化，相互间“既有政治上的分层趋势，又分化未周，上层和中下层之间固然有差别有矛盾，但并不存在一条彼此隔绝的鸿沟，基本上浑然合一，共荣共辱，作为一种统一的社会政治力量在发挥作用（注：马敏：《早期资本家阶级与近代中国社会结构演化》，《天津社会科学》1993年3期。）。 丁日初通过具体考察上海资本家在辛亥革命前后的表现，对资产阶级上层反对革命，中下层具有革命要求这一政治态度上的划分标准也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倾向和支持革命的并非都是中下层，一些上层代表人物也曾支持甚至参加革命活动。他指出“决定一个资本家在某一时期采取革命还是改良的政治立场，经济力量并不是惟一的因素，除此之外，同各派政治势力的力量对比、客观的革命形势、他所接受的思想影响以及他个人的政治气质，都有关系。因此，把资本家阶级的不同阶层作为划分立宪派与革命派的惟一决定因素，这只能是一种简单化的公式。”（注：丁日初：《辛亥革命前的上海资本家阶级》，《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上册，中华书局，1983年。） 最近20年，一些学者对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的社团组织如商会、商团、华商联合会等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研究成果（注：例如，徐鼎新、钱小明：《上海总商会史（1902—1929）》，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马敏、朱英：《传统与近代的二重变奏：晚清苏州商会个案研究》，巴蜀书社，1993年；虞和平：《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朱英：《转型时期的社会与国家——以近代中国商会为主体的历史透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这些成果对认识中国资产阶级的形成以及探索辛亥革命时期工商资产阶级的动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可以加深对资产阶级与辛亥革命关系的认识。如有的学者认为，1904年商会的诞生是资产阶级初步形成的重要标志。其理由是，一个阶级的形成，有赖于其成员之间相互联系的加强和组织程度的提高。联结工商各业资本家的商会成立之后，改变了以往公所、会馆各立门户的分散隔绝状况，有史以来第一次将各行帮凝聚成为一个相对统一的整体。新兴的资产阶级不仅通过商会联成一个有着共同政治经济利益的社会集团，而且获得了社团“法人”地位，进而能够采取种种办法将自己的势力和影响层层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注：朱英：《从清末商会的诞生看资产阶级的初步形成》，《江汉论坛》1987年8期。）。 另有论者考察了民国初期成立的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认为商联会领导资产阶级参加了当时国内几乎所有的重大活动，使资产阶级在经济、政治、组织、思想上趋于成熟，进入有领导、有组织、有纲领的高级阶段，中国资产阶级的完整形态至此形成。也有论者指出，如果说在收回利权运动、地方自治运动和立宪运动中，资产阶级化绅商（如张謇等）起到了主流作用，那么，他们在辛亥革命中则通过商会、商团组织厕身革命，从权应变，扮演了辅助性的二流角色，对辛亥革命的成功及最终的妥协性政治格局有着直接影响（注：马敏：《晚清绅商阶层与辛亥革命》，《华中师大学报》1991年专辑。）。如汉口商会支持武昌起义、筹款济军、支援和参加阳夏战争，对武昌起义成功有着直接的贡献。上海商团参加了革命党人领导的光复上海的起义，并在其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注：分别参见皮明庥《武昌首义中的武汉商会、商团》，《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上册；沈谓滨、杨立强《上海商团与辛亥革命》，《历史研究》1980年3期。）。 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通过各地革命团体和同盟会领导发动起来的，各革命团体的组织成分、发展程度以及各团体之间相互关系的协调与分裂，直接影响革命的性质与成败，因此，革命团体的研究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近20年来的进展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通过发掘史料，在过去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论证了若干革命团体如兴中会、同盟会、共进会的性质和特点，对一些既存的结论提出质疑；一是对辛亥革命期间国内新知识分子为主体组建的各类社团的概貌有了更全面的了解，更能透过现象深入本质，看到若干团体的真实属性和内在复杂性，不为其表面名称所惑。 （三）关于立宪运动与立宪派研究 关于清廷预备立宪的原因，史学界在较长时间内曾一致认为，清廷宣布立宪是为革命形势所迫，目的是抑制革命，挽救其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 近年来，有人从中国近代化运动的演化过程、统治集团内部在新形势下的分化组合以及日俄战争对中国政局的影响三个方面，对清廷预备立宪的动因重新进行了探讨，认为预备立宪的发生，如同19世纪中、后期的洋务运动和20世纪初的清末新政一样，既是统治阶级的自救措施，又是中国近代化运动演化的必然结果，具有不以人们主观动机为转移的客观强制性。此外，在近代化浪潮的冲击下，统治集团内部分化出一个赞同立宪的政治派别，即统治集团内部立宪派，这是清末预备立宪得以发生的又一个重要原因。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不仅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也成为中国政局演化的一大转折，促使清政府实行预备立宪（注：郑大华：《清末预备立宪动因新探》，《求索》1987年6 期。）。 关于清廷预备立宪的性质，过去史学界一致认为，预备立宪不过是一场政治骗局，是清政府反革命两手策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近来有少数论者指出，就清政府预备立宪的动机看，确有其反动的一面，但立宪本身同时反映了国内一部分资产阶级和人民群众梦寐以求的愿望，使其具备了一定程度的人民性和社会性，对此应该予以肯定（注：草放：《试论清末“预备立宪”的实质及其意义》，《社会科学》1981年4期。 ）。 对立宪派在辛亥革命期间的表现与作用的评价，可谓众说纷纭，歧异甚大。 一种意见持基本否定看法。认为，辛亥革命爆发前，立宪派“疯狂地干扰、破坏民主革命运动，这就把自己摆到清王朝帮凶的位置上”，在社会上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注：郑剑顺：《孙中山与改良派》，《学术月刊》1982年7期。）。 立宪派的宣传“使一部分热情寻求救国真理而认识模糊的人被指引到歧路上去”。同时，把立宪派分子组织起来，“形成了当时一个反对的政治势力”，这股力量以后在破坏革命方面起了很大的反动作用。因此，立宪派虽曾起过一点好作用，但却“并不能改变立宪运动的反对本质。”（注：胡绳武、金冲及：《论清末的立宪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58—6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