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的辛亥革命史研究(之一)

作 者:

作者简介:
严昌洪,1943年生,教授; 马敏,1955年生,教授。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 430079

原文出处:
历史研究

内容提要:


期刊代号:K3
分类名称:中国近代史
复印期号:2000 年 08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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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亥革命使中国告别几千年的封建帝制,踏上了建设民主共和国的漫漫长途,对这次革命的研究在革命尚未结束时就已开始,至今仍在持续进行,其间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热潮,尤其近20年的研究,更是硕果累累,使辛亥革命研究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中一个最重要的分支。

      本文拟对20世纪的辛亥革命史研究做一简略回顾,总结其学术成就,展望未来研究的走向。

      1949年前的辛亥革命史研究

      有关辛亥革命的著述, 早在这场革命进行过程中便开始出现了。1896年孙中山在伦敦蒙难,这个关系到国际法的复杂案件,立即引起法律专家们的关注,他们发表文章对此案件进行探讨,随后又将其作为典型案例收进国际法教科书。这恐怕是对这场革命中的重要事件的最早研究。后来孙中山到日本从事革命活动。宫崎寅藏于1902年出版《三十三年落花梦》,介绍孙中山革命事迹。次年章士钊据以译编为《孙逸仙》,在国内刊行,一时风行天下,成为鼓吹革命,宣传孙中山思想与业绩的重要著作。这应该是最早关于辛亥革命领导人的传记作品了。

      但在严格意义上,中国辛亥革命史的研究,当开始于1912年民国成立前后,一批记载革命过程的史书相继面世。最早的辛亥革命史书,是苏生编写的《中国革命史》,该书于武昌起义后不久(辛亥九月)出版。同年出版的,还有上海商务印书馆编印的《大革命写真图》,以图片汇集的形式反映辛亥革命发生、发展的过程。而最早以“辛亥革命”命名的史书,则是1912年6月刊行的渤海寿民编的《辛亥革命始末记》, 实际上系剪报辑录。前后出版的其他记述辛亥革命的书籍,有《中国革命纪事本末》(郭孝成编)、《共和关键录》(观渡庐编)、《浙江革命记》(顾乃斌撰)、《湖北革命实见记》(胡石庵著),等等。如果说前几种著述系属报章资料和文件汇编,那么,《浙江革命记》述秋瑾之死至杭州光复始末,《湖北革命实见记》记武昌首义之经过,皆为系统的史事记载。虽然这些作品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还算不上科学的史学著作,但从历史编纂学的角度说,均可视为彼时之当代史。特别是胡石庵还提出将武昌起义作为“信史”来写的几条原则:“从实以记,不偏不党,不讳亲,不避仇;不畏强御,不轻弱贱;是者是,非者非;善者善,恶者恶;得者得,失者失;可取者取,可舍者舍;可美者美,可丑者丑;可褒者褒,可诛者诛。”(注:《辛亥革命在湖北史料选辑》,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3页。 )至今对治史者仍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这一时期出现的具有比较正规的编著体例的著作,有后来成为文史大家的钱基博所编《无锡光复志》,内分6篇:匡复、军政、财政、 民政、司法、自叙,粗备专志规模。曾任民初参议员的谷钟秀编写的《中华民国开国史》,由泰东图书局于1914年刊行。是书在绪论和结论外,以三编分述组织政府时代、临时政府时代和北京政府时代史实。另一种早期著述形式,系由一批辛亥革命参加者所撰写的回忆录式著作。其中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陈少白《兴中会革命史要》、张永福《南洋与创立民国》、居正《辛亥札记》、章裕昆《文学社武昌首义纪实》、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李廉方《辛亥武昌首义记》、胡鄂公《辛亥革命北方实录》、胡祖舜《武昌开国实录》等,由于有亲身经历为依据,并保留了大量原始材料,更有的作者具有一定的传统史学功底,采用纪事本末或别的体裁叙述历史,附录大事年表或名录传状等等,不失为有价值的辛亥革命史著作,至今还被一些辛亥革命史论著列为主要参考书目,或加以引用。

      以上这些关于辛亥革命的最初著述,尽管往往流于资料罗列,未免粗疏,却为后人留下许多宝贵史料,作为辛亥革命史研究的起点,其前驱先路之功不可没。

      30年代以后,国民党开始着手党史的编纂和研究,辛亥革命史被纳入其中,出现了一批以辛亥革命命名的著作,较有影响者为左舜生、郭真等人的作品(注:左舜生:《辛亥革命史》,中华书局,1934年;郭真:《辛亥革命史》,北新书局,1929年。)。当时有一些人物传记出版,特别是孙中山的传记,因其逝世,后来又被推崇为国父而猛增。由于动员华侨参与国内建设和抗战的需要,有关华侨与辛亥革命的著述也占有一定比例。这些著述大多带有浓厚的官方色彩,打上国民党正统史观的烙印。写组织源流,以兴中会—中国国民党为正统;写革命领导人,以孙中山为中心,以一党一人划线,衡量是非,褒贬人物,不乏删削史实、涂饰功过之弊。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由于突出湖北革命团体日知会的历史功绩,竟被国民党政府以不符事实为由查禁。

      然而有几位国民党人以比较严肃的辛亥革命著述而被列入史家名录,他们的作品或以资料搜罗丰富取胜,或以体例比较严谨见长,或则长期致力于若干史事的考订,比较具有参考价值。如,曾经参加过黄花岗起义的邹鲁,继早年编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事略》、《广州三月二十九日革命史》之后,编著了《中国国民党史稿》(注:邹鲁著《中国国民党史稿》,1929年由民智书局初版, 后商务印书馆再版, 中华书局1960年重印。),按组党、宣传、革命、列传四篇分别记述革命团体的建立、革命党人的宣传活动、历次武装起义和辛亥革命,尤以党人传记史料价值为高。少年时代即参加兴中会,民国初年曾任稽勋局局长的冯自由,用主要精力从事辛亥革命历史资料的搜集和著述,以一批辛亥革命参加者提供的资料为基础,编撰了《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革命逸史》、《华侨革命开国史》、《中国革命运动二十六年组织史》等(注:冯自由著《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3集,续编1册),上海革命史编辑社出版第一集,中国文化服务社1944年在重庆出版第二、三集,1946年在上海出版续编;《革命逸史》(6集), 商务印书馆于1939—1947年出版5集,中华书局于1981 年重印时将未印之第六集一并印行;《华侨革命开国史》,商务印书馆,1947年;《中国革命运动二十六年组织史》,商务印书馆,1948年。),其中《革命逸史》根据有关资料撰成革命史实220余条,举凡兴中会、同盟会会员事迹、 历次武装起义经过等,均较为详细。该书兼采传闻异说,参以典故和嘉言懿行,不少为他书所未载。学者出身的罗香林,则利用中国国民党党史会所征集的资料,撰著了两部关于孙中山的著作《国父家世源流考》(商务印书馆,1942)、《国父之大学时代》(重庆独立出版社,1945),根据有关资料,考孙中山家世源流,记其早年生平事迹,常有他书所未载之史实,足资参考。因当时条件限制,以上这些著述除观点上的局限性外,史实上也不乏以讹传讹的情况。《革命逸史》部分材料采自他人原稿,失于校核,每多错讹失实和自相矛盾之处,今人若撰考订,其篇幅或可在原书之上;《国父家世源流考》出版后,其结论影响甚广,但亦引起若干反对意见,谭彼岸、邓慕韩、邱捷与李伯新先后就此撰文辨误,指出该书“国父上世源于广东紫金”说不能成立,并根据翠亨《孙氏家谱》的记载,仍认定翠亨孙氏源出东莞(注:谭彼岸:《孙中山家世源流及其上代经济状况新证》,《学术研究》1963年4期; 邓慕韩:《〈国父家世源流考〉正误》,手稿,原件藏香港大学;邱捷、李伯新:《关于孙中山的祖籍问题——罗香林教授〈国父家世源流考〉辨误》,中国孙中山研究学会编《孙中山和他的时代》下册,中华书局,198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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