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后，中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千古之变局”。中西文化的碰撞、新旧观念的冲突，对中国近代社会的演变过程产生了极大的影响。19世纪后期，尤其是戊戌维新时期的新学与旧学之争，中学与西学之辩，在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上更是举足轻重，有的学者将其称之为“戊戌新文化运动”（注：龚书铎：《中国近代文化探索》，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88页。）。 新学一词，在近代中国实肇源于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其时原指东汉新莽之学，维新时期则扩而成为康、梁维新学说的代名词，进而因其牵涉大量西方思想又被等同于西学。本文要讨论的新学，是戊戌时期的新学而非新莽之学。从字面意义看，新学实在“新”字之上，与之对应的为旧学；西学则与中学相对应。囿于习惯，治史者常将两者等同一谈，认为西学即新学，中学即旧学。如有文章称：“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以后，西学在近代中国的传播进入第二个阶段”（注：王继平：《转换与创造——中国近代文化引论》，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63页。）。又有文章论曰：“新学与西学关系密切，……因此说‘新学’即‘西学’也不为过。”（注：焦润明：《中国近代文化史》，辽宁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34页。）虽然文中另有注解， 但西学与新学被等同的倾向是十分明显的。当然，也有学者持不同看法，认为新学不同于西学，二者在盛行时间和内容上都有差异（注：冯天喻：《从明清之际的早期启蒙文化到近代新学》，《历史研究》，1985年第5期。）。然而，新学之“新”原因何在？为何会有新学之称谓而不采用西学的名称？新学与中学、新学与旧学、新学与西学等究竟有何联系和区别？则很少有人深入探讨。本文拟对此作些考察。 一、新学和西学的联系和区别 毫无疑问，新学与西学存在着不可否认的同一性。首先，西学也好，新学也好，都具有明显的西方化色彩。洋务指导思想“中体西用”的“用”，指的便是西方的科学技术。张之洞说得更清楚：“新旧兼学，《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为旧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注：《张之洞全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9740页。）。其次，从内涵上讲，西学应指一切从西方传过来的、非中国所固有的东西；而新学，检诸内容，可以发现，其核心也是从西方传过来的，尽管它在表现形式和其它方面还存有传统旧学的遗痕（这一点将在下一部分讨论）。在严复、康有为等新学大家的著述中，新学与西学概念，往往混用。如梁启超曾说：“风气渐开，敌氛渐逼，我而知西学之为急，我将兴之”（注：《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5页。），又说：“提倡新学，……则其力量亚于变科举者无几矣！”（注：《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73页。）再次，新学与西学这两者都具有明显的资本主义文化的特质。西学的广义内涵是西方文化。从中西文化交流角度看，新学本身即是西学东渐的一种形式，一个阶段，二者统一于中西文化交流的过程之中。然而，必须指出的是，新学与西学更多地存在着种种差异性。 第一，新学和西学存在文化层次上的差异。文化的传播、交流是长时间整合的结果，一段时间内总有一种文化形态占优势。就西学东渐的文化交流过程而言，早在明末清初，传教士利玛窦等人便把西方文化传入到中国，并得到中国知识分子徐光启、李之藻的认同。这是西学东渐之始。然而，象一些学者那样，将这时期的西学东渐与晚清西学东渐看成一个整体，并沿用其“西学”名词来对戊戌新学与中学作比较研究，我们以为是不洽当的。检诸史料，可以看到不可忽略的一个现象是，在明末清初传入到中国的西学之中，大部分内容是科学技术知识和宗教神学。因此，从文化学的视角去审视明末清初传入的西学，物质文化无疑占了绝对优势，故而在思想领域中，传统文化仍统治着人们的头脑。即使是在鸦片战争之后，国门洞开，欧风美雨大肆冲刷中国传统文化的时代里，由于传统文化的根深蒂固，西学的输入仍然是物质文化占据优势，而制度文化、精神文化几乎是一个禁区，鲜有士人敢越雷池一步。所以，直至戊戌以前，西学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个必经阶段的主体内容之一，始终让位于低层次的物质文化层面。这与戊戌维新时期盛行的新学有着很大差别。戊戌维新时期，在西学传播已有一定基础的前提下，更多的是输入与中国传统文化根本对立的新文化、新思想。这属于文化交流中的精神文化层面，是较高层次的阶段。 在考察西学和新学差异时，还有必要追溯至西学之故乡——欧美。早期由传教士输入到中国的西学，由于教会的控制和神学的偏见，传入的只是欧洲的“古学”、“旧学”，只是欧洲没落的宗教神学和纯物质文化的科学技术。而“近二百年欧洲学术之盛，远迈古初，其所得以为名理公例者，在在见极，不可复摇。顾吾人之所得，往往先之。”（注：《严复诗文选注》，江苏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71页。）也就是说，西方文化也存在新旧之分、古今之别，不可一概而论。从文化学意义理解，戊戌以前尤其是在鸦片战争前输入中国的主要是欧洲没落的宗教文化和低层次的物质文化，大部分在彼也只是“古学”、“旧学”，其与近世西方新学存在着较大的差别。 第二，新学和西学在内容上的差异。鸦片战争以来，西学由中国沿海地区逐渐涌入内地。然而，检诸19世纪中期的译书著作，我们不难发现：这些译书多集中于西方自然科学和宗教神学以及符合中国传统学术范式的史地著作，至于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则涉及不多。如传教士于1843—1860年在上海的译书，史地语言类占10%，宗教类高达80%，自然科学类占10%；中国人官办译书局的译书，以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为例，自然科学类书籍占80%，社会科学类只占20%，其中近半数又是史地著作（注：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500、205—21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