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嵩焘生平与思想研讨会综述

作 者:

作者简介:
郭汉民 湖南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原文出处:
船山学刊

内容提要:


期刊代号:K3
分类名称:中国近代史
复印期号:2000 年 07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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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9年11月,由湖南省岳阳市人民政府、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湖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湖南师范大学、湖南省湘阴县人民政府、湖南省岳阳市社科联、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文化研究所和岳麓书社等单位联合发起的“郭嵩焘生平与思想研讨会”在岳阳市举行。现将会议的学术成果作一个简要的综述。

      一、关于郭嵩焘的外交思想与外交活动

      郭嵩焘作为近代中国首任驻外公使,其外交思想及外交活动在其一生中相当重要。由于其外交思想是以“主和”为原则,因而长期来颇受人们的非议。在这次提交大会的论文中,其外交思想与外交活动成为较受关注的问题之一。学者们认为郭氏主和外交思想的形成,缘于近代世界格局的变化和中外力量悬殊的客观现实,其对外主和重点是为了保存国力,且体现出通过和平谈判,力争主权的一面。因此,“郭嵩焘的以和为主的外交原则,与卖国投降论者存在着明显的区别”,它“代表着未来外交思想的发展趋势,是注重国际公法所体现出的理性外交。”郭嵩焘“针砭了清政府对外交涉中的种种失误和弊端,具有相当的合理性。”但他对列强的强权政治认识不清,笼统地反对所有的对外战争,且对西方国际法的理论并不完全熟悉。郭嵩焘处理对外关系的三原则,即理、情、势,是从实际出发权衡敌我形势提出的正确方针,是切合时宜的爱国之举。也有的学者论及了郭嵩焘的外交活动,主要集中于保护华侨及促成设立新加坡领事馆两方面。认为“郭嵩焘不仅是驻外使节的第一人,也是我国领事制度发韧的第一人,更是晚清政府官员中保护海外华侨的第一人。”其进行的一系列护侨活动,“推动了我国对待侨民政策的改革和进步,为侨务政策的近代化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二、关于郭嵩焘对西方的考察与认识

      郭嵩焘对西方社会的考察及考察后所得出的认识,见之笔端,形成文字,可以说是近代国人了解西方、认识西方的重要文献,也是晚清西学东渐的重要体现。因此,对该问题进行研究就有相当的学术价值。有9篇文章专门探讨了这一问题,郭嵩焘通过对西方社会的考察和思考, 认识到中西文化各有源流,自成体系,接受了近代意识的文明观。特别是他对中西社会风习的比较,“涉及到了价值观念的改造与更新”,“发现了价值观念改造的重要性与迫切性”。他“已经把改造国民劣根性的问题提到了议事日程”,“开启了近代国民性改造思潮的先声。”有的论者论述了郭嵩焘对欧洲文化的认识及对中国文化的反思,指出,郭氏对欧洲的认识,既有物质文明方面的,更有深层次文化方面的,他是“近代中国对西方文化认识较为深刻的知识分子之一”。“郭嵩焘对西方人际关系的考察,是对中国传统人伦关系的深刻反思”,“代表了那个时代对于中西人伦关系的最新认识水平,在中国人民中起了启蒙作用。”郭嵩焘对西方社会公益文化事业的考察起了前驱先路的作用;郭嵩焘对西方图书馆的考察,给闭塞的中国社会传递了新的信息,提供了重要的参照系;郭嵩焘对西方自然科学既关心制度的变革,又重视自然科学知识的学习与吸纳,对我们今天自觉贯彻科教兴国的伟大战略方针也有着一定的启示意义;他“开明的心态,务实的作风在其西方财经观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郭嵩焘对西方教育的考察,反映了一位先知先觉者在面临“千古变局”的时候能够虚心接受先进的外来文化的宽大胸襟;他“对西方社会的详细描述及对本末之道的探求,对于清政府重新认识世界,学习西方,变法更制都具有开拓性的作用。”

      三、关于郭嵩焘的思想

      郭嵩焘的思想内涵非常丰富,这次会议涉及到郭氏的政治、军事、洋务、对外开放、教育改革及文化、习俗等各个方面。有的论文认为郭嵩焘的洋务思想没有超出洋务运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范围,然而他已看到洋务运动的不足和清王朝内政的腐败,这就使得他成为洋务运动中最为激进的思想家,并且已孕育了早期维新思想的萌芽,对稍后维新运动的兴起也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有的认为,郭嵩焘虽被人赞誉为洋务派理论家,但实际上他的思想水平已超越了同时代洋务派人士的思想水平而成为其中的先知先觉者。有的认为郭嵩焘的“本末”论是19世纪70~80年代中国最先进的思想。他是一个既敢于探视西方的“朝廷政教”又喜欢联想远古先贤“三代之治”的开明官绅,是一个带着民族危机焦虑而环视世界和思考国家出路的国学长者。有的认为郭嵩焘的政治思想呈现出既囿于传统又试图突破传统局限的特征。郭嵩焘较早地主张学习外国的富国强兵之术,最早提出了军事必须以政治、经济为基础的思想,在对外战争的战略问题上,主张慎战柔武,在中国近代军事史上占有较为重要的地位。郭嵩焘的对外开放思想具有本末统一、整体引进、求实性、超前性和坚定性的特征。郭嵩焘的教育改革思想,主张以实学取代八股,以资产阶级的新式教育取代封建的传统教育,这是近代中国要求改革封建学校教育制度的先声。他对发展教育的艰巨性的认识,着眼于教育的普及以及从形式到内容对封建教育的改造都有利于中国教育向近代化的转变。郭氏对留学教育的高度重视和他的一切宝贵设想对于完善清政府的留学政策,培养有用人才起了一定作用。

      四、关于郭嵩焘与传统学术和传统文化的关系

      郭嵩焘作为近代中国杰出的思想家,不仅其思想丰富、深刻,富于创见性,而且他对学术研究也颇有造诣,留下了不少供后人借鉴的心得。对此,学者们也进行了考察。认为郭氏一生勤于问学,博通中外,对易学研究亦有创见,他提出的一些易学研究方法论原则,认为研究易学应以象数为基础,“不能舍象以求义”;应“以经释经”,不能强经以就己之说;应勤于订正古易,不能喜新奇而趋简便;应立足经文,“反复求之”,不能舍本义而“错综其言”。

      郭氏对耶酥、儒教与佛教的关系及异同都有自己的深切见解,并认为郭嵩焘对中国佛教和域外宗教,既非盲从照搬,又非一味排斥、拒绝,而是既有所批评,亦有所吸取,为我所用。郭嵩焘既继承了中国文化之优秀传统,但又大大超越了这个传统,郭氏之所以能如此超越,一是由于他能真正了解传统,研究传统,因而能兼取汉宋各家之长,而扬弃其短;二是能深入现实,远涉重洋,实地考察西方各国,因而能深刻了解时代特征,并根据时代特征和需要,改造传统,提出超越传统的卓越见解。“郭嵩焘继承和发扬了湖湘文化的优良传统,又由于对西方文明的亲身体验和深入研究而获得思想认识上的飞跃,在诸多方面实现了对湖湘文化的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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