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的救荒思想

作 者:
李岚 

作者简介:
李岚 广西师大历史系

原文出处:
安徽史学

内容提要:


期刊代号:K3
分类名称:中国近代史
复印期号:2000 年 07 期

关 键 词:

字号:

      近代中国自然灾害频仍,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毕生以挽救民族危亡,拯民于水火为己任,对近代严重的灾荒给予了极大关注。他的救荒思想是其民主革命和民生主义思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近代救荒思想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的标志,是研究孙中山革命思想和实践活动的重要课题。本文拟对此做初步探讨,以作引玉之砖。

      一、孙中山对近代自然灾害肆虐原因的认识

      近代灾害具有发生频率增加、持续时间拉长、灾区面积广大,受灾人数急剧膨胀等显著特点。

      中国自古就有“天象示警”的传统灾荒观,将自然灾害的频发同社会政治相联系。中山先生对于灾荒的认识在传统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他认为满清封建政治的腐败和帝国主义的侵略是近代灾荒产生的根本原因。

      早在孙中山的思想还停留在维新改良阶段的时候,他就已经认识到自然灾害频发与封建官吏“苛政”之间的关系,指出:“盖天生民而立君,朝廷之设官,以为民也。今之悍然民上者,其视民之去来生死,如秦人视越人之肥瘠然,何怪天下流亡满目,盗贼载途也。”(注:《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10页。)

      甲午战后,随着孙中山放弃对清廷的幻想,走上革命道路,他对清朝腐败统治是导致自然灾害发生的原因有了更深刻的认识。1895年2 月他在《兴中会章程》中说:“夫以四百兆人民之众,数万里土地之饶,本可以发奋为雄,无敌于天下,乃以政治不修,纲纪败坏,朝廷则鬻爵卖官,公行贿赂;官府则剥民括地,暴如虎狼”,其结果是“盗贼横行,饥馑交集,哀鸿遍野,民不聊生。”(注:《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21页。)这里,孙中山已经把灾荒归结为清廷的腐朽统治。1897年,他发表《中国的现在和未来》一文,更加明确指出:“中国人民所遭受的饥荒、水患、疫病、生命财产的毫无保障的四种巨大的长久苦难的原因”,“既不可指责是由于人口过多,也不可说成是自然原因所引起的任何粮食恐慌和人民的懒惰无知。”其根本原因是由于满清统治者“无限榨取人民和官吏普遍的又是有系统的贪污”的结果(注:《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89页。)。孙中山的这些论述,在当时是无与伦比的。

      辛亥革命后随之而来的封建军阀黑暗统治,使灾荒的发生有增无减,面对这种现实,孙中山沉痛指出:“武昌起义而后,所谓民国者,仅有其名,而无其实,一切政权,仍在腐败官僚、专横武人之手,盖以兵灾、水、旱,迄无宁岁,人民痛苦,且加甚焉!此即革命未竟成功,因而难收良果也。”(注:《孙中山全集》第六卷,第10页。)

      除了正确认识到封建统治的腐败与灾荒的关系,孙中山还指出:“帝国主义的压迫侵略同样是使中国是现在世界是最贫弱的国家,处国际最低地位”的根源(注:《孙中山全集》第九卷,第118页。)。 他认为中国土地广大,矿藏丰富,农产众多,却仍然民穷财尽就是因为受外国的经济压迫。民穷财尽则必然使灾荒加重,对此中山先生在《民族主义》第二讲中有清晰的说明:“前三年中国北方本是大旱,沿京汉、京奉铁路一带饿死的人本来是很多,但当时的牛庄、大连还有很多的豆、麦运出外国。这是什么缘故呢?就是由于受外国经济的压迫。因为受了外国经济的压迫,没有金钱送到外国,所以宁可自己饿死,还要把粮食送到外国去。”(注:《孙中山全集》第九卷,第118页。 )这些观点是其反帝反封建的思想基础。

      事实上,在自然灾害的形成过程中,人并不仅仅是一个“受虐者”,在很大程度上,人还扮演着一个重要的“施虐者”的角色。人们不自觉不合理的社会经济活动在地球表层造成的环境退化和生态危机,无不成为引发或加剧自然灾害的重要因素。关于生态环境和灾害的关系,孙中山在1890年就写道“试观吾邑东南一带之山,秃然不毛,本可以植果以收利,蓄木以为薪,而无人兴之,农民只知斩伐,而不知种植,此安得其不胜用耶?”(注:《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2页。)后来, 他进一步指出:“近来水灾一年多过一年,原因就在于人民采伐木料过多,采伐之后又不行补种,所以森林便很少。许多山岭都是童山,一遇了大雨,山上没有森林来吸收和阻止雨水,山上的水马流到河里去,河上便马上泛涨起来,即成水灾。”(注:《孙中山全集》第九卷,第209页。)

      中国近代生态环境的破坏与人口的迅猛增长有密切的关系。有清一代,中国人口一直居高不下,道光年间更是突破四亿大关,“人满土满”使人口对粮食、燃料、住房以及其它需求急剧增加,导致人们只能通过无节制地开垦农田,并辅之以放牧牲畜、樵采薪柴维持生存,“人满之患”使人、地、天之间的协调关系被打破,生态环境日益恶化,人类较之往昔必然要承受更多的灾害。甲午战前,年轻的孙中山已经指出中国有“人满之患”,他说:“人民则日有加多,而土地不能日广也,倘不日求进益,日出新法,则荒土既垦之后,人民之溢于地者,不将又有饥馑之患乎?”(注:《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11页。)虽然此时的孙中山将饥馑单纯归咎于“人满之患”是片面的,但他看到了人口的过度增长与生态环境恶化、灾害频发之间的必然联系,却自有其独到之处。在技术、制度无任何变动的前提下,不断增长着的人口势必降低农业劳动生产率和人均粮食占有量,限制了社会财富的积累和增长,加深民众的生活贫困程度,使愈来愈多的人口经常性地处在饥饿半饥饿状态,结果大大降低了人类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