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8659（2000）02—0063—07 汪康年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积极的变法倡导者、杰出的报业经营者和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在他所处的时代留下了深刻的印迹。然而，由于汪康年在本质上是一个活动家、实践家而不是思想家，其主要功绩在于报业经营、文化营造而不是思想撰述，所以常被同时代的思想先驱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人的光芒所掩盖。目前学术界已有的为数不多的汪康年研究成果，大多都以汪康年的维新变法思想和他在戊戌变法中的地位为关注点。本文拟在进一步探寻汪康年与张之洞、刘坤一、瞿鸿机等清廷重臣关系的基础上，论述汪康年对政治权威（官方）的双重态度。 一、戊戌：汪康年与张之洞 汪康年与张之洞的关系，始于光绪十六年（1890）。这一年31岁的汪康年在会试报罢后，即“应两湖总督张孝达尚书（之洞）之招，课其孙刚孙、道孙兄弟，旋在自强书院任编辑事，又充任两湖书院史学斋分教，一时名流之在张尚书幕中及官于武昌者，先生皆与纳交。”（注：汪诒年编：《汪穰卿先生传记》，《近代稗海》第十二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页195。下引该书简称《传记》， 所标页码均为《近代稗海》页码。）在随后的数年间，汪康年一直呆在湖北，在此期间，他逐步形成了维新变法的思想，并初步建立起自己的社交网络，这决定了他此后一生的走向。甲午战争爆发后，张之洞代任两江总督兼江宁将军。应张之洞之邀，汪康年于1895年离开湖北前往上海，并开始着手创办维新报刊。在《时务报》的创办和发展过程中，汪康年与张之洞之间的关系得到了复杂而微妙的展现。 汪康年在张之洞幕中多年，又曾任张之洞孙辈的家庭教师，但张之洞对他的评价却并不高。据张的亲信梁鼎芬所言，“（南皮）谓穰虽不甚明白，亦有不定处，然讲经济，办事有力。”（注：梁鼎芬致汪康年，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页1914。下引读书简称《书札》。）仅对其办事能力表示赏识。1896年1月，北京、上海强学会先后被禁， 张之洞授意汪康年接收强学会余款，移作办报经费，这一方面固然是出于对汪康年的信任，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汪康年筹建中国公会、参与上海强学会、在沪、鄂等地新派人物中已有“通达洋务”的声名。但在《时务报》创办过程中，汪康年很快就受到了来自张之洞的阻力。1896年3月，张之洞离开南京， 回湖广总督本任，希望汪康年随他回鄂。但汪康年认为鄂中局面太窄，在上海更有利于报纸经营和事业发展，因而不肯回鄂，引起了张之洞的不满。汪康年在上海经济拮据，请张帮忙在沪谋一职位，张之洞婉言相拒，并表示：“开报馆，则无馆；不开报馆，则有馆。盖以在鄂、在沪定之也。”（注：梁鼎芬致汪康年，《书札》（二），页1895。）据其弟汪诒年云：“（先生）时方为两湖书院分教，乃亟向张尚书告辞，欲自至商埠集资设报社。尚书力尼其行，先生坚不从……。”（注：《传记》卷二·年谱一，而207。）为缓和与张的关系，汪康年于1896年8月《时务报》第一期正式刊出后，专程前往湖北为张之洞祝寿。可见在《时务报》的创办过程中，汪康年不仅要筹募经费，开辟销路，而且要承受包括张之洞在内的多方压力，为人际关系和各种事务而奔波周旋。（注：《时务报》的详细创办经过及汪康年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可参阅廖梅：《汪康年与〈时务报〉的诞生》，载《学术集林》卷九，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 《时务报》创办以后，张之洞对其采取了又打又拉的两手策略，力图控制《时务报》馆，将其言论限制在洋务派所许可的范围之内。所以他对报馆给予了财力上的支持，并饬令其属僚和两湖书院生员阅读《时务报》，与此同时，对担任《时务报》总理的汪康年极力笼络，想利用汪控制报馆乃至维新派。但是汪康年并没有被张之洞所左右，《时务报》也未被洋务派控制，相反接连不断地刊发了大量宣传维新变法的震聋发聩的文字（其中包括汪康年亲自撰写的《中国自强策》、《论中国参用民权之利益》等文章），引起了包括洋务派在内的统治集团的恐慌和敌视。此时，张之洞便开始对汪康年和《时务报》施加压力，力图干涉报纸言论：一是“通饬所属停看该报，在政治上施加压力”，二是“授意幕僚致函汪康年抑压改良派的论议”。（注：汤志钧：《论洋务派对〈时务报〉的操纵》，《康有为与戊戌变法》，页206—207。）梁鼎芬反复来书批评汪康年：“弟自云不附康，何以至是。”嘱其“千万不可动笔，实做经理二字。”（注：梁鼎芬致汪康年，《书札》（二），页1897。梁在信中还说：“弟处华夷纷杂之区，耳目已淆，品类尤伙”：（页1899）“徐（勤）文专攻南皮，弟何以刻之，岂此亦无权耶？”（页1901）“坚守初心，常存君国之念，勿惑于邪说，勿误于迷途。”（页1899）并称“仆前救康长素，今救简竹居，他日幸勿有救两君之事也。”（页1900）言语间不无威胁之意。）叶瀚也力劝汪“多译实事，少抒伟论”。（注：叶瀚致汪康年，《书札》（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页2547。）尽管张的属僚和汪的友朋多次嘱咐汪康年不要刊发攻击洋务派的文字，汪康年却以“总理不能管主笔之事”相推诿，致使缪荃荪愤然声称，如此则“不能名曰总理矣。”（注：缪荃荪致汪康年，《书札》（三），页3056—3057。）梁启超离沪赴湘后，《时务报》言论有所缓和，但仍以唤起人们变法图强意识为宗旨，在社会上继续产生影响。《时务报》从创办直到停刊，始终是作为宣传维新变法的阵地存在着，汪康年虽然出于策略上的考虑而做过一定的让步，但也并没有“完全投向张之洞一边”，（注：汤志钧：《论〈时务报〉的汪梁之争，《康有为与戊戌变法》，页201。）而是始终坚持了变法维新的立场。至于汪康年与梁启超的反目，虽然有张之洞多方施加压力的因素，但更重要的则是因为学术主张和变法策略的不同。汪康年虽然主张政治变革，但对康有为的“托古改制”理论不以为然，并反对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宣传维新思想时渲染与康的师承关系。汪梁分歧公开化后，汪康年曾撰文指出：“康与卓如订交于庚寅年，两人交若兄弟，自开报馆以后，尤觉亲密。但以学术不同，加以构间，致渐乘异。”（注：《传记》卷三·年谱二，页235。 汪康年在文中还自表心迹云：“康年既不欲毛举细故，以滋笔舌之烦，尤不敢力争大端，以酿朋党之祸，盖恐贻外人之诮，兼惧寒来者之心。良以同志无多，要在善相勉而失相宥，外患方棘，必须恶相避而好相援，此则窃愿与卓如共相劝勉者也。”）同时，汪梁之争也含有地域派别之见的因素 在内。同为浙人的陈汉第曾致书汪康年云：“湘学已为康教所惑，浙学汲汲宜办，以杜其萌芽，先发制人，此其时矣。先生宁困生忧思，而不欲与同志独树一帜，昌浙学之宗派，绝粤党之流行，此汉所不解者也。”（注：《书札》（二），页2045。）揆诸史实不难发现，认为汪康年是张之洞的代理人，汪梁分歧是洋务派与维新派之争的说法并不准确。戊戌变法失败后，当张之洞以朝廷代表的身分大力镇压维新派时，汪康年却不计前嫌，与流亡海外的梁启超再度接近，并在自己主办的《中外日报》上继续针砭时弊，宣传变法，得到了梁启超的钦佩叹服，称“《中外日报》之
直，实可惊叹，前者《清议》论说，尚当退避三舍也。”并请汪在日报上刊载介绍《新民丛报》章程和特色的文字以广其销路。（注：梁启超致汪康年，《书札》（二），页1870。）这也表明汪梁有着大体一致的政治主张，而与张之洞等人则有所区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