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嵩焘以近代著名外交家闻名于世，其外交思想在近代史学研究中褒贬不一。偏重于他主和外交思想的，就会认为郭嵩焘与李鸿章是一丘之貉，是卖国主义、投降主义，认为他是地地道道的“买办外交官”；强调他向西方学习、主张仿行西法的，则认为郭嵩焘是近代中国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先进代表人物之一，其思想甚至达到了早期维新思想的高度。如何客观评价郭嵩焘的外交思想，对于全面把握郭嵩焘思想的整体性极为重要。 一、超越“华夷界线”，主张开放，主张向西方学习 中国近代史上的外交观，指的就是对待西方列强的态度、原则和方针。 千百年来，在封建社会传统观念中生长起来的士大夫阶级，思想上一直把中国当成唯一的世界文明中心，而把边境以外的一切民族都称之为“夷狄”，一律予以轻视与排斥。华夷之别、夷夏之辨成为中国传统的对外观念的基本内容。 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的炮火轰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它把中国历史纳入到世界历史的行程之中。而中国封建士大夫们仍茫然无知，他们把传统的对外观念自然地转化为对西方列强的态度：视西方各国为“夷狄”、“野蛮”之邦，认为“天朝臣服中外，蕞尔夷邦，何得与中国并论”（注：嘉庆谕旨，见陈慕禄《中国近代史》。）。因此，必须“严夷夏之大防”，实行彻底隔绝；只能“用夏变夷”，而决不能“用夷变夏”。 郭嵩焘作为中国最早一位亲临西方世界的高级官员和高级知识分子，他不仅学习了解西方的自然科学、哲学、社会科学，还涉及西方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人心风俗等方面，对西方文化有较深层次的认识。郭嵩焘认为洋患生于中国，乃是近代中国的一大变局，是势之使然。因此，他反对“严夷夏之大防”，主张开放。他说：“茫茫四海含识之人民，此心此理所以上契于天者，岂有异哉？而猥曰‘东方一隅为中国，余皆夷狄也’，吾所弗敢知矣！”（注：《郭嵩焘日记》第三卷，第814～815页。）何况近世技术发达，“七万里一瞬而至（注：《养知书屋文集》卷十一。），要封闭、隔绝恐怕也难以做到。郭嵩焘猛烈抨击那些固守“严夷夏之大防”、沉湎于自我中心的士大夫们是“一用其虚骄之气，庞然自大，井干之蛙，跃冶之金，非独所见小也，抑亦自甘于不祥矣！”（注：《郭嵩焘日记》第三卷，第814页。） 郭嵩焘外交观的另一个基本内容，就是反对视西方诸国为“夷狄”，主张把它们当作一个个独立的文明国家来看待。他指出：“是所谓戎狄者，但据礼乐政教所及言之。其不服中国礼乐政教而以寇抄为事，谓之夷狄，为其倏盛倏衰，环起以立国者，宜以中国为宗也，非谓尽地球纵横九万里皆为夷狄，犹中土一隅，不问其政教风俗何若，可以陵驾而出其上也。”（注：《郭嵩焘诗文集》第202页。）况且， “西洋立国二千年，政教修明，具有本末”（注：《郭嵩焘日记》第三卷，第124页。）；西人“以信义相先，尤重邦交之谊。致情尽礼，质有其文，……其构兵中国，犹展转据理争辩，持重而后发。……处今日之势，惟有倾诚以与各国相接，舍是无能自立者。”（注：《伦敦与巴黎日记》第91页。）在这里，郭嵩焘不仅把西洋诸国看作是独立于中国“天子”权威之外的，有着自己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历史文明的主权国家，而且强调加强国际之间交往的重要，认为与之交往当讲求应付之方，否则将无以自立。 针对封建士大夫的“虚骄”习气，郭嵩焘认为：中国除“取法”西洋外，别无他法。他说：“三代以前，独中国有教化耳，故有要服、荒服之名，一皆远之于中国而名曰夷狄。自汉以来，中国教化日益微灭，而政教风俗，欧洲各国乃独擅其胜，其视中国，亦犹三代盛时之视夷狄也。”（注：《郭嵩焘日记》第三卷，第439页。 ）“计数地球四大洲，讲求实在学问，无有能及泰西各国者”（注：《郭嵩焘日记》第三卷，第203页。）；“其强兵富国之术，尚学兴艺之方， 与其所以通民情而立国本者，实多可以取法”（注：《清季外交史料》卷四，光绪元年十一月。）。郭嵩焘承认中国在世界舞台上落后的事实，抨击封建士大夫自“南宋以后，议论事局，与古一变。学士大夫习为虚骄之论，不务考求实际，迄今六七百年，无能省悟者。”（注：《郭嵩焘日记》第一卷第400页。）他不畏人言，大声疾呼：面对西方先进的文化， “虽使尧舜生于今日，必急取泰西之法推而行之，不能一日缓也。”（注：《养知书屋文集》卷二十八。）可看出，尽管郭嵩焘对西方文化还不能用辩证的批判的眼光去全面加以审视，但他仍因西方文化较之中国文化“独擅其胜”而承认它、肯定它，能看清这一点，并大力宣传这一点，这在当时的确是难能可贵的。 为了帮助人们打开眼界，了解、取法西方，郭嵩焘还把出使英国途中的见闻，参以自己的感想，逐日详记下来，写成《使西纪程》寄回总理衙门。不料，惹来一场轩然大波。封建顽固派们攻击《使西纪程》：“记道里所见，极意夸饰，大率谓其法度严明，仁义兼全，富强未艾，寰海归心。”（注：《越缦堂日记·桃花圣解庵日记》己集，第二集第80页。）甚至攻击郭嵩焘是“有二心于英国，欲中国臣事之。”（注：王闿运：《湘绮楼日记》第六册第25页。）朝野上下，一片讨伐声。从而招致《使西纪程》被毁版、归国后不再重用、至死也不被清廷见谅的结果。郭嵩焘何以遭到封建士大夫们如此猛烈的攻击？关键在于他彻底摒弃了“华夷之辨”，大胆否定了顽固守旧派坚持的“华夏文化中心论”，肯定了西洋诸国为“文明之邦”，并强调中国必须“取法”。这些逆耳之言，刺痛了士大夫们的神经，是他们既不能容忍更不能接受的。然而，严复称他之于中国是“负独醒之累”。梁启超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一文中三次提到郭嵩焘，把郭嵩焘列为中国新思想界的第一批人物，而把他自己和康有为、严复等列为第二批人物，可见郭嵩焘的思想对中国进步思想界的影响。他的这些思想也成为其外交观念的重要基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