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实表明，甲午战争之前的湖南，在郭嵩焘等人的引导下，绅民之间已有“讲求洋务”的思潮。但就城市社会意识形态的总体而言，尚不能称得上开放。因为，除了要求兴办小轮，表明部分绅民已认同了“部分洋务”外，湖南绅民毕竟未作出其它开放之举。对外界而言，以往湖南的“守旧”印象，依然未能泯除。在这里，我们引用一下恩格斯的历史“合力”理论，或许有助于说明问题。恩格斯曾指出，“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的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个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8页。）。显然，恩格斯这里所说的“历史事变”，既包括历史事件，亦包括历史局面，当我们用恩格斯的“合力”理论分析湖南意识形态的总体特征时，需要用到的概念则是后者。在甲午战争之前的湖南，变革求强思潮虽然代表了适应历史发展趋势的方向，但这股意志“力”的矢量值毕竟非常弱小，而顽固守旧思潮的矢量值却超乎其上。这样，城市绅民意志的“合力”还是远远偏离了“新思潮”的方向，如此也决定了湖南绅民意识形态以守旧为总体特征的特定的“历史局面”。 然而，城市中的各种意识形态又是相互消长的。湖南绅民的变革求强“新思潮”随着民族灾难的不断加深，而不断发展着。尤其是中日甲午战争中清政府的惨败，及由此带来的帝国主义在中国前所未有的侵权攘利活动，对湘绅产生了巨大的震动作用。受此震动作用，湖南绅民的意识形态发生了较大的转变，于是在开明官吏的倡导下，终于形成一股势头强劲的变革维新思潮。 甲午中日战争对湘人之所以产生巨大的震动作用，同湘军在这场战争中的惨败有很大关系。曾几何时，湘军以清政府绿营兵无法相比的作战能力，镇压了太平天国农民运动，挽救了清政府的封建统治，也进一步强固了湘人颇为自傲的救世责任感。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后，清政府原派驻朝鲜和防守辽东的军队（大部分是淮军），不堪一击，接连败退。无可奈何的清政府遂又将“救命稻草”系在湘军身上，指望湘军重振昔日雄威，挽回眼前败势。时人感叹：“时危湘军耐苦战”，“淮军一败又湘军”（注：皮锡瑞《师伏堂丛书》第40册《诗草》卷5。）。 而向以救世自命的湘军将领也将保家卫国视为神圣使命，湘抚吴大澂主动请缨，率湘军三万余人（注：陈旭麓主编《中国近代史词典》第335页。），并起用湘军旧将魏光焘、陈湜、李光久、 余虎恩等，由三海关拔队东征。1895年1月，清政府正式任命湘军旧将、 两江总督刘坤一为钦差大臣，督办东征各军，吴大澂和宋庆帮办军务。吴大澂自以为湘军不仅有“精枪快炮”和“堂堂之阵、正正之旗”，更有“湖湘子弟，忠义奋发”的斗志，“日本以久顿之兵，师老而劳，岂能当经生力军乎！”（注：《湘抚告示》，《万国公报》第74卷，第15092页。）遂煞有介事地向日人“出招降旗”（注：《学会汇纂》，《湘报》第92号第839页。）。 没想到辽东一役，湘军所战皆败，仅六天便接连丢失了牛店、营口、田庄台等城镇，“前敌诸军，勇怯不一，……而锋镝余生，竟致穷途坐毙，疮痍满目，疾痛切夫，惨不忍睹”（注：《刘坤一遗集》第2册第901页。）。时人有诗叹曰：“旧部招荆楚，长缨请世臣；当知销碧火，不比扫黄巾。”（注：皮锡瑞《师伏堂丛书》第40册《诗草》卷6。）湘军的惨败， 使清政府彻底失去了决战的信心，加速了与日本议和的进程（注：《湖南省志》第1卷《湖南近百年大事纪述》，第131页。）。 甲午中日战争最终以清政府的割地赔款和满足日人在通商口岸置机设厂等一系列苛刻条件为结局，由此引发了全国救亡图强思潮的进一步高涨。而对湘人来说，他们以往自负与嚣张的幻觉，则被彻底“震”碎。“安知蕞尔微三岛，竟敢横行大九州”（注：皮锡瑞《师伏堂丛书》第40册《诗草》卷6。），残酷的现实， 使湘人由原先的自傲心态折而为一种沉重的负罪心理（注：如湘人杨子玉曾在《湘报》上撰文指出：“甲午的败仗，实是我们湖南人害国家的；赔日本二万万银子，也是我们湖南人害国家的。”（《湘报》第94号，第854页）， 于是不得不在痛苦的煎熬下正视这严酷的现实。自是，“湘人转侧豁寤，其虚骄不可向迩之气，亦顿馁矣”（注：蔡尚思等编《谭嗣同全集》上册， 第174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另一方面，这种沉重的负罪感和湘人原有的热忱救世观念以及强悍执着的性格特征相结合，又使得湘人的求变自强意识变得愈益强烈。正如当时的一则告示指出的：“昔道咸之乱，惟我湘士翼戴王室，厥功最高，天下称之”，而“自今以往，其祸益烈”，“其戡定益难，惟我湘士，其宁能自弃焉？！”日益严峻的民族危机使湘人认识到，“吾湘士及今不思自厉，上无以宣圣天子作育之化，中无以答有司宏奖之雅，下无以塞薄海豪杰敬畏想望之心”（注：《湖南时务学堂公启》，麦仲华编《皇朝经世文新编》卷5上，第22页，《史料丛刊》正编771号，第407页；《湖南时务学堂缘起》，中国史学会编《戊戌变法》（四），第492页。）。在救时使命感的支配下， 湘人将自变同国变，自立同国强的命运紧密相联，进一步激发了变法求强的自主性。不少开明湘绅摇笔鼓舌，为此疾呼：谭嗣同指出，值此“创巨痛深”之际，“岂补苴所能了”，必须“屏弃一切，专精致思”，“不恤首发大难，画此尽变西法之策”（注：蔡尚思等编《谭嗣同全集》上册，第167～168页。）；皮锡瑞则写下了“国破山河泪溅花，横流沧海哭牛车”（注：皮锡瑞《师伏堂丛书》第40册《诗草》卷6。）的忧愤诗句，而且“急言变法之不可缓”（注：皮名振《皮鹿门年谱》第37页。）。王先谦亦指出：“今日之局，前代所无，当雄邦环伺之秋，为经久自立之策，熟筹通变，时势使然。”（注：王先谦《虚受堂书札》卷1。）甚至后来攻击维新派最力的叶德辉也认为，“今日之时局，法诚弊矣”（注：叶德辉：《郋园书札》第22页。），“盖忧时之君子未有不知法之宜变者”（注：叶德辉：《郋园书札》第30页。）；他还告诫自己的学生：“古今无百年不变之学”，“今日视西艺若仇者，一孔之儒也”（注：叶德辉：《郋园书札》第3页。）； 他甚至抱怨“凡泰西之善政，一入中国则无不百病丛生”（注：叶德辉：《郋园书札》第22页。）。不难看出，甲午战争之后严重的民族危机感使湘人产生了广泛的求变自强心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