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子之后的10年，清朝国势垂危，曾大力推行新政，进行改革，企图以此来实现王朝的自救。结果，事与愿违。1911 年， 统治中国长达260多年的清朝被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一举推翻。 清朝灭亡的原因很多，但其中捐纳制度的开办造成吏治的严重败坏，直接加速了它的灭亡。 鸦片战争后清朝捐纳的开办 清朝官吏的来源主要有3个途径：科举考试、荫袭保举、捐纳。 捐纳，又叫赀选，有时也称捐输、捐例、开纳，即人们所说的卖官鬻爵。它通常由政府条订事例，定出价格，公开出售，并形成为制度。 捐纳的开办并非始自清朝，早在秦汉时就已出现。据史书记载，秦汉两代，每逢军兴、河工或灾荒，统治者每多举卖官爵，以解决有关经费。清朝捐纳的开办，始于顺治，完备于康、雍、乾3朝， 冗滥于咸丰、同治两朝，终于宣统朝，前后存在了200多年。 鸦片战争之前，清朝捐例的开办主要是用于筹措西北用兵的战费和河工的经费。此外，由于人口膨胀，地主官僚子弟增多，而3 年一度的乡会试录取名额有限，为了保持地主阶级内部的稳定，在科举考试之外，特另开捐纳途径，使相当一批地主阶级子弟能有一条获得一定官阶职衔的途径。当时统治阶级认为这样做，具有“补科目所不及”的作用。另外，在国家正常的赋税之外，另辟财源，还可以增加政府的收入。所以，即使在康乾那样经济繁荣的“盛世”，统治阶级也广开捐纳。乾隆年间，捐纳一名道员，需银1万多两，捐纳一名知县，需银4、5 千两不等。雍正年间，经办捐纳的官员竟公开“卖官卖法，贪污中饱”，而捐纳出身的官吏大多“收受陋规为职事”。部分捐有官衔的纨绔子弟更是依“官”仗势，横行不法。捐纳开办的原意是要消除社会的不安定因素，保持社会秩序的稳定，结果反而激化了社会矛盾，造成了社会动荡。 乾隆末年，乾隆帝已看出这些问题。1793年（乾隆58年）乾隆帝颁谕：“为治之要，首在用人，而人才究以正途为重。前因军需、河务支用浩繁曾开捐例，……以致铨选壅滞，人才不兴，可见捐纳一事竟当不必举行。”下令停止。他甚至要求子孙永远“奉之为法”，不再开办。然而历史的发展并不以他的主观愿望为转移。乾隆以后中国人口激增，地主阶级人口的大量增长，文化人过剩现象日趋严重，仕途日益狭窄，捐纳制度早已成为大批地主阶级子弟跻身统治阶级行列的捷径，统治阶级已无法将其停止。1797年（嘉庆元年），嘉庆帝即位的当年，爆发了席卷川、鄂、陕、甘、豫5省的白莲教大起义。 为了筹措镇压起义的经费，嘉庆帝只好违背祖训，重开捐例，于次年开办了《川楚善后条例》。道光帝即位后的第七年，也参照嘉庆年间的作法开办捐例。 咸同年间，中国社会阶级矛盾空前严重，农民起义连年不绝，清政府为了筹措镇压农民起义的经费，只得再次开办捐例。1851年咸丰帝即位当年，爆发了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起义，为了筹措军饷，咸丰帝仿照道光朝的办法，开办了《筹饷事例》。《筹饷事例》原定1年， 但因太平天国起义规模越来越大，一时无法扑灭，遂宣布无限期地开办下去。这次开捐同以往开捐不同的是它是实官捐纳，即所谓大捐。捐纳人员在交付所捐官职的银两、领到户部凭照后，即可由吏部直接签发到任。由于条例纷繁，银数参差不一，经手官吏侵蚀贪冒，以致在推行中弊窦丛生，“侵蚀勒派，私行减折，诸弊并作”。清军在扬州设立江北大营后，“钱江与同幕五人赴里下河督劝捐纳，不从者胁之以兵，时人畏之，目为五虎”。捐纳自此冗滥。同治改元后，对筹饷事例重新进行增删，并继续无限期地开办下去。 咸同年间，因为捐例广开，加上军功、荫袭、保举，以致社会上“官多如鲫”，出现了大量的冗官冗员。“花翎红顶，几遍城市”。因官缺有限，还形成了庞大的候补队伍。以江苏为例，1874年（同治13年）道员可由外补之缺不过二、三员，府、州、县、同（知）、通（判）可由外补之缺不过数十人；而此时候补道约有六、七十员，候补府、州、县、同、通约有一千余人。“夫以千余人补数十员之缺，已遥遥无期，即循资按格而求署事，亦非数十年不能得一年”。文官如此，武官亦如此。江苏有“借款补缺，有以提镇而权千总、把总者”，由于武职候补人员众多，以至一、二品大员无法安置。因补缺无期，一旦署事，犹如饿虎入羊群，其贪得无厌，可想而知。大量的冗官冗员还造成铨选壅滞，严重影响正途出身的官员即补升迁。“正途人员几无到班之日，即补人员不但终身无补缺之望，几无终身差委之期，贫苦穷饿莫能名状，至有追悔不应会试中式者”。 捐例广开，以致捐员成份复杂，造成吏治严重败坏。清政府也承认：“非但仆隶概与出结，以致市侩之徒，皆成暴贵。……并闻有众商伙捐，一人出名赴任，众人随同牢利”。同光年间，随着洋务新政的开办，大批捐员又进入各类洋务企业。大批候补、候选捐员参与洋务新政，这对洋务运动的兴起固然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也给洋务企业带来了浓厚的封建性。由于历史条件和自身知识的限制，许多捐员仍用传统办法管理企业，把企业衙门化，使这些企业成效甚微。不少捐员不学无术，对于洋务一窍不通，问其“何者为条约，何者为公法，何国为民主，何国为君主，何国为君民共主，均茫然莫应，又遑问天算机器之精微，国俗民风之同异”。更多的候补、候选捐员把经办洋务当作贪污中饱的利薮，讲究排场，挥霍浪费，安插亲信，挂名支薪。以福州船政局为例，“岁糜数百万帑金，徒供千百万委员开支中饱之用”。在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的企业中，蠢币病公，假公肥己，钻营趋避现象尤为严重，捐纳人员的腐败行动不仅为守旧官僚提供了攻击洋务的口实，而且也造成洋务企业的经营腐败，“不但不能兴利，复多亏损，大多数企业最后沦于失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