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659 （2000）02—0055—08 以北洋军阀为代表的近代军阀是以一定军事力量为支柱，以一定地域为依托，在“中体西用”思想指导下，以封建关系为纽带，以帝国主义为奥援，参与各项政治、军事及社会活动，罔顾公义，而以只图私利为行使权力之目的的个人和集团。从上述的军阀共性出发，本文对北洋军阀集团的特点作出如下分析： 第一，它以封建地主阶级为其主要的社会基础，但某些部分在一定时期带有不同程度的资产阶级性质。 过去有一种意见认为北洋军阀的阶级基础是大地主大买办阶级（注：荣孟源：《要重视西南军阀史的研究》，见《西南军阀史研究丛刊》第二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3年6月。）。 关于大地主阶级方面有具体史料可证，但所谓“买办”似指北洋军阀集团代表了帝国主义的权益，我认为这是强调了它的政治内涵，而作为社会的阶级基础应该根据经济地位来判断。因此，可以认为北洋军阀集团是帝国主义的代理人，是政治买办；而买办阶级似乎不能作为北洋军阀集团的社会基础。 另一种意见是以地主资产阶级为基础。北洋军阀含有资产阶级性质这一点是可以被接受的，但却应注意时期与阶段问题。它之带有资产阶级性质大体说来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开始，所以不能把二者并列。北洋军阀集团的专制统治和连年混战，对于资产阶级的利益是有所伤害和触动的。商人在混战中由于运输物资被扣，厘捐关卡勒索，市面不稳，币制混乱等等而感到不便，甚至蒙受损失。即使如既是实业资本家，又是政府官员和资产阶级政治代表的张謇也都怨叹其处境是“若乘漏舟在大风浪中，心胆悸栗。”（注：1914年12月家书，见《张季子九录·专录》卷9。）所以北洋军阀集团代表资产阶级的比重是值得研究的。 还有一种意见是通过对45个军阀官僚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考察，认为“军阀官僚中的一部分人基本上已与封建生产关系相脱离或转化，这是与他以前的统治阶级很大的不同点。”而且这些军阀官僚私人资本的性质，亦应“属于民族资本”（注：魏明：《论北洋军阀官僚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活动》，见《近代史研究》，1985年2月。）。 这一意见似乎过于强调了资产阶级性质方面而忽略了北洋军阀集团的封建性，对于“军阀官僚私人资本”的来源也没给予应有的注意。 近年来，更有人认为清朝被推翻后，旧地主已不是军阀割据的拥护者和支持者，真正的社会基础乃是破产农民和无业游民，因为“这是旧中国社会病态的反映”（注：唐学锋：《试论军阀割据的社会基础》，见《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90年第4期。）。这是比较新颖的见解； 但是，一则辛亥革命以后农村没有什么大的变动，旧地主在易朝换代之际究竟受到多少冲击值得考虑；二则有不少遗老遗少，沐猴而冠，与袁世凯积极合作；三则即使旧地主被新兴军阀官僚所取代，那对地主阶级是一种强化，而不是削弱；四则破产农民和无业游民只是军阀利用和驱使作为炮灰的无辜牺牲者，难以成为社会基础。 我们认为：北洋军阀集团是以封建地主阶级为主要的社会基础。它的某些部分在一定时期带有资产阶级性质，这种变化发生的时间大致在1914年以后。 北洋军阀的大小军阀普遍地霸占土地、广置田产房舍，进行封建性的榨取和剥削。它的总首脑袁世凯在河南彰德、汲县、辉县等地占有土地400顷左右，其家族占有彰德全县田产的三分之一。 奉系军阀张作霖依恃权势攫夺了大量土质肥沃、交通便利的良田美产，他的部属则“按特别低廉的价格把有前途的地点买进，再慢慢吞并四邻。”（注：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二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4、15、19页。）直系军阀李纯因历年在江苏、江西等地搜刮民脂民膏而拥有巨额财富，他除储存了黄金、珠宝和股票外，还把大量财富投放到土地和房产上，其中仅天津地区的地产就近百顷，值银近30万银元；在津出租的房屋有6000余间，值银127万余银元。另有家存现金达300余万银元。（注：窦守镛等：《李纯一生的聚敛》，见《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62页。） 北洋军阀集团的大小军阀早期由于大多出自农村，与土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于进行封建性剥削的手段比较熟悉。对于近代工业，一方面由于近代工业的发展尚不显著引人；另一方面这些军阀对近代工业缺乏充分的了解，还不大熟悉资本主义的剥削手段，所以多数军阀基本上仍是霸占土地的大小地主，因而北洋军阀集团仍以封建地主阶级为其主要社会基础。但是，随着历史发展的进程，近代工业也有所发展，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工业利润成倍地增长，大大地超过了地租剥削所得，从而吸引了他们的贪欲，于是纷纷向工业投资。这种投资活动特别显著地表现在天津地区，从1914年至1925年天津新建工厂26家，其中北洋军阀投资的有11家，占新建工厂的42.3%。这11家工厂的资本总额是1520万元，占26家资本总额2926万元的53.7%。如1918年开业的裕元纱厂实际上就是安福系军阀官僚所办，该厂董事会的主要成员有：国务总理段祺瑞、安徽督军倪嗣冲、陆军次长徐树铮、外交总长曹汝霖、交通总长朱启钤、众院议长王揖唐、督理奉天军务段芝贵和安福议员王郅隆等。全部股本200万元，仅倪嗣冲一人就占有110万元（注：《天津早期民族近代工业发展简况及黄金时期资本来源的特点》，天津市政协文史资料未刊稿。）。在直隶夹山、遵化、兴隆一带有倪嗣冲、冯国璋的三处金矿。山东的中兴煤矿则是徐世昌、朱启钤等人用私人名义创办的。号称“北四行”的盐业、金城、大陆、中南四家银行的资本主要来源于北洋军阀的投资——他们有倪嗣冲、徐树铮、徐世昌、王占元、吴佩孚、孙传芳和冯国璋等人。北洋军阀的要人在各企业中的投资数都很惊人。据一种不完全的统计：徐树铮800万元、徐世昌1000万元、 靳云鹏2000万元、倪嗣冲2500万元、梁士诒3000万元、王占元3000万元、曹锟5000万元（注：《近代史资料》，1926年第4期。）。因此，北洋军阀集团的性质又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资产阶级性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