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71X （2000）01—0065—04 在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领袖往往利用宗教发动起义。洪秀全根据中国国情和农民战争需要，对西方基督教进行了一番改造，创立了上帝教，用以动员和组织群众，从而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农民革命。然而，宗教毕竟是宗教，是一种迷信，是“颠倒了的世界观”，它对太平天国的消极作用是明显的、严重的，是导致太平天国革命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一 上帝教独尊上帝的宗教教义同中国数千年的传统信仰、风俗习惯大相抵触，不利于吸引、团结更广泛的阶层加入反清斗争的行列。 长期以来，中国民间信仰杂而多，多种宗教并存。有多种传统权威和偶像崇拜，如有如来、观音、玉皇；有城隍、土地、阎王；还有孔孟、关岳、灶君、门神等。道观、寺院、关帝庙、岳王庙是广大受苦受难人们祈求神灵保佑的圣地，是他们寄托精神世界的伊甸园。洪秀全用西方基督教“独一真神唯上帝”的权威，扫荡其他一切偶像崇拜。他认为：“盖天父上帝是独一真神，独一圣神。上帝曰‘除朕外不可有别神别帝也’”（注：太平天国史料[ C].39.），否定在上帝之外的其他别的神的存在。金田起义后，尤其是定都天京之后，太平军所到之处，“先毁庙宇，即忠臣义士如关帝岳王之凛凛，亦皆污其宫室，残其身首，以至佛寺、道院、城隍、社坛，无庙不焚，无像不灭”。（注：曾国藩.讨粤菲檄[A].中国通史参考资料（近代部分，上册）[C].261.）太平天国这种强制推行一神论，捣毁各种庙宇、偶像的做法，容易引起人们的惶恐、反感以至反对，不利于吸引人们加入起义行列。例如：洪秀全等人在广东传教开始时收效甚微。转入广西后，经冯云山的艰苦串联和发动，才有二千余名“老兄弟”信奉了上帝教；在太平军进军过程中虽有大量三江两湖的“新兄弟”参加起义，但这些“新兄弟”并非是对上帝教的真心皈依，而是在阶级斗争形势的推动和太平军劫富济贫的感召下卷入起义洪流的。又如：太平天国兴起之时，全国各地各族人民反清起义风起云涌。但太平天国却受上帝教信仰的束缚，对于请求加入太平军的天地会等反清组织，“条件是必须改从他们的信仰”，“如不舍弃习惯而皈依真教则不容收纳”，（注：罗尔纲.太平天国史事考[M].56—57.）因而，太平天国不能很好地联络天地会、捻军等反清组织，失去了不少与其他反清组织合作的机会，使自己在反清斗争中处于孤立作战的境地。 太平天国信奉和宣扬上帝教，采取了激烈的反孔、反儒政策，禁读四书五经。进军途中，对封建儒学进行了猛烈的冲击，“敢将孔孟横称妖，经史文章尽日烧”。（注：太平天国史料丛书简辑（第6册）[ C].386.）1853年，洪秀全明文规定：“凡一切孔孟百家妖书邪说者尽行焚除，皆不准买卖藏读也，否则问罪也”。（注：太平天国丛书（下册）[C].464—442.）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把矛头指向受儒学熏陶较深的知识阶层的，这在客观上使广大知识分子产生了离心作用。清代咸同之际，激烈的阶级斗争形势为太平天国争取知识分子提供了广泛的可能。太平天国由于宗教信仰的原因，不仅没去网罗知识分子，反而采取排斥的态度和做法。太平天国排斥知识分子的事例很多。据记载，太平军在湖北活动，特别厌恶绅士，“悉目为妖，其家被祸尤烈”。在皖赣时，“凡掳之人，每视其人之手，如掌心红润，士指无重茧者，恒指为妖”。（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三）[C].303.48.45.）从广西至南京，沿途名儒、饱学之士极多，却没有看到洪秀全、杨秀清潜心争取知识分子的行动。1852年9月，太平军围攻长沙时， 当时还是失意举人的左宗棠曾往谒太平天国领导，进献攻守建国之策，未果。后左宗棠回到家乡，创办团练，转而成为太平军的劲敌。1860年11月，容闳（后来成为中国第一个留学生）曾满怀对清朝统治的不满，奔向天国，向天国领导人提出“新政七建议”，但没引起洪秀全的重视，只好离开天京。王韬于1861年冬到达太平天国治理下的苏州，在表示归顺的同时，他上书太平天国地方当局，提出了极合时宜的复兴天国的军事良策。但上书后石沉大海，他亦只得失意地离开苏州。太平天国因独尊上帝而采取过激的反儒政策，忽视和排斥知识分子，其后果是把观望、动摇的广大知识分子阶层推向了自己的对立面，壮大了反革命阵营。而曾国藩却不失时机地抛出《讨粤匪檄》，咒骂太平天国焚毁孔孟经书的行为是“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号召“读书识字者”、“血性男子”、“抱道君子”、“仗义仁人”等地主阶级及其知识分子“赫然奋怒以卫吾道”，共同镇压太平天国。综太平天国之世，天国领导人的身前马后始终未汇聚有几个具有远见卓识、胸怀韬略的人才。这就使太平天国领袖们缺乏政治眼光和军事韬略的状况，始终未能改变和弥补。故李秀成总结说，清军中“多用读书人”，而太平军中“无读书人”（注：罗尔纲.李秀成自述原稿注[M].364.）是太平天国失败的一个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