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53（2000）01—0106—08 在中国近代史上，方伯谦算不上什么著名的历史人物，因其在甲午黄海之役后被清廷军前正法，究竟是否冤案，一百年来聚讼不断，特别是近年来其后裔亦撰文为之翻案，故此备受学术界人士的关注。目前，对此案之争论势头未减，看来短时期内恐难形成共识。笔者拟专从学术方面进行一些探讨，略陈管见，以就正于方家。 一、方伯谦其人 方伯谦（1853—1894），字益堂，福建侯官（今福州市）人，福州船政学堂驾驶班第一届毕业生。1876年，闽局首次选派学生出洋，入选。翌年春，赴英国，入海军格林尼次书院。后上兵船实习。1880年，出洋学习期满回华，历任镇西、镇北炮船、威远练船管带。1885年，调管济远快船。1889年，升署北洋海军中军左营副将，委带济远快船。1892年，署海军副将期满，改为实授。 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先是6月4日，李鸿章令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派济远、扬威二船往朝鲜，驻泊仁川，以观日人动向。是时，仁川、牙山等处，日舰及运兵船往来如梭，其所运之兵马、枪炮、弹药、水雷、旱雷、电线、浮桥等，不可胜数。日本蓄意伺机挑起事端，业已昭然若揭。于是，方伯谦乃上条陈于李鸿章，建议速添快船，改善装备，使“彼自闻而震慑”。并主张将舰队聚零为整，以基地为依托，采取可攻可守的备战方针，“有事则全队出北洋游弋，若遇倭船，便于邀击”，收泊时“依于炮台，以固北洋门户，边疆自不至为所扰。”〔1〕 书才上， 日本便挑起了战争。 7月22日，丁汝昌命济远、广乙等舰由威海出发， 以济远管带方伯谦为队长，护卫爱仁、飞鲸等运兵船到牙山。25日凌晨4时， 运兵船所载兵、马、炮械等全部上岸后，济远等起碇返航，鱼贯出口。上午7 时，方伯谦见日舰吉野、秋津洲、浪速三艘横海而来，欲阻济远去路，遂命令“站炮位，预备御敌”。45分，双方相距3000公尺时，日舰吉野突然发炮，“轰击我船，我船即刻还炮”，进行自卫。激战中，帮带大副都司沈寿昌、枪炮二副柯建章中炮阵亡，伤亡达50余人。8时30分， 济远以强弱不敌，全速向西驶避。52分，日舰从后猛追，济远乃悬起白旗。日舰追至相距3000公尺时，以前部回旋炮猛击，济远又加挂日本海军旗。9时47分，日舰以浪速监视清政府所租运兵用之英国商船高升号， 秋津洲追击中国运船操江，吉野独自尾追济远。到12时38分，吉野渐次逼所济远，至相距2000公尺处，以右舷炮击之。济远发尾炮抵御，三炮命中敌舰，吉野受伤，向来路驶回。翌晨6时30分济远驶抵威海， 捏称：“击死倭提督并官弁数十人，彼知难以抵御， 故挂我国龙旗而奔”〔2〕。 9月17日，中日两国海军主力战于黄海。中午12时50分， 两军炮火相接。北洋海军处境不利，战未久，10舰中之超勇、扬威皆中炮起火。旋超勇因敌弹击穿舱内，右舷倾斜，沉入海中；扬威以伤势过重，驶离战场施救，又复搁浅。战至下午3时30分， 致远管带邓世昌为保护旗舰，向前冲锋，遭敌炮连连轰击，数颗榴弹命中水线附近，致使其舷旁鱼雷发射管内之鱼雷爆炸〔3〕，“遽而颠覆，舰首先行下沉， 推进器直现于空中，犹在旋转不已。”〔4〕方伯谦见此情景，即以“伤处甚多，船头漏裂水，炮均不能放，驶回修理”〔5〕为由， 脱离战场而奔向旅顺。广甲随逃，驶至三山岛触礁弃船。 海战后，李鸿章参奏逃将称：“兹据丁汝昌查明，致远击沉后，该管驾方伯谦即先逃走，实属临阵退缩，应请旨将该副将即行正法，以肃军纪。广甲管带澄海营守备吴敬荣，亦随济远逃至中途搁礁，咎有应得；惟人尚明白可造，可否革职留营，以观后效。”〔5〕9月24日晨，方伯谦被押至旅顺黄金山下大坞西之刑场处斩。时年42岁。 二、为方氏鸣冤之第一声 方伯谦军前正法，或以为是一冤案，或以为无冤可言，迄今争论不休。最早公开为方氏辨冤，乃自称“冤海述闻客”者，撰有《冤海述闻》一书，内称：方氏“抱其奇才异能，既遇于时而见倾侪辈，构陷诬蔑，以丧其元”，“因纪其战事颠末，以待当世之公论。”〔1 〕此实为方氏鸣冤之第一声。 《冤海述闻》刊于1895年，历来对其颇有争议。“冤海述闻客”究竟是谁，更被视为历史之谜。笔者曾对此书做过研究，考证其作者乃是当时任职济远的帮带大副何广成〔2〕。《冤海述闻》一书， 除海战图外，共分三篇，即《牙山战事纪实》、《大东沟战事纪实》和《方管带驻韩日记并条陈防倭事宜》。据此，或谓是书所根据者“为方氏自身之日记”〔6〕，其实， 《冤海述闻》的材料来源主要是《济远航海日志》，但也不是完全照抄不误，而是经过了一定的整理加工而成的。 对于《冤海述闻》的史料价值，认识颇为参差，或全面肯定，或全盘否定，各走极端，显然都是不足取的。也有论者认为：“此书非尽实录，但与他书互相参证，亦可窥所述两次战役之真相。”〔7〕 此说不似前者之偏颇，比较合乎实际。由于是书作者身为济远高级将领，亲历丰岛、黄海两次战役，最详事件之内幕，故所记述有不少内容不但不见于他书，且非局外人所能道者。正由于此，一百年来，为方氏鸣冤者多以此书为重要依据。 主要的问题在于：作者何广成在书中多有回护方氏之处，不能不严重影响其内容的真实性。据笔者考查，方氏对何广成曾有知遇之恩。何广成上济远舰后，先充补舢板三副，地位本不很高。1892年12月，原中军左营守备济远驾驶二副调充广东广丙舰帮带大副，其遗缺便由何广成升署，不到半年改为实授。1894年8月， 因原济远帮带大副沈寿昌在丰岛之役阵亡，所遗之缺又以何广成拨补。数年之间，何广成连连擢升，可谓官运亨通，反映了他同方氏非同一般的关系。尤要注意的是，何广成既是济远舰的“二把手”，对黄海海战中擅自先行回旅也是负有相当责任的。基于这些原因，他写《冤海述闻》来为方氏鸣冤，也就不难理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