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51（2000）02-0099-05 甲午前期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阶段。与日本一战的失败，使中国人彻底明白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处境。如果说在此之前人们还可以陶醉在所谓的“同治中兴”中而拒绝了解世界的话，在此之后就很难再找到什么借口。这样一来，代表中国走向世界的驻外公使的构成也以此为分界呈现出不同特点。此前的驻外公使多为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类型；而在此之后，一大批受过西方教育的中国知识分子充任驻外公使。这一变化从表现上看是后一类型外交人才自然成长的结果，但实际上与清政府及当时整个社会观念的改变息息相关。我们在此主要对清代甲午之前清政府对驻外公使的选用与这些被选用的人接受选择的过程作初步研究。 一 近代使节制度是在传统外交体制崩溃的情形下建立的。 鸦片战争以前，清政府奉行的外交体制是一套所谓的“朝贡体制”。这种体制是以中国为中心，要求周围的国家承认中国的“天子”凌驾于全世界其他统治者之上。外国的君主需要向中国天子进贡，并且在面见中国的天子时行叩拜之礼。中国的天子则回赠给这些君主更多的礼，并为这些藩属国提供保护。 这一套模式在中国历史上已沿袭了很长时间，这使得近代以前的中国朝廷一直陶醉在世界中心的幻想之中。因此，当西方的资本主义国家扩张到东方来的时候，志得意满而又自高自大的清朝君主并未意识到事情已不同于过去。 但西方资本主义侵略者并未因清政府的不适应而改变自己的扩张与侵略方式。鸦片战争的失败，使清政府意识到他们已无力把自己的传统外交体制施诸于西方列强，他们必须面对一些不愿意面对但又不能回避的对手。清政府内部部分有眼光的上层官僚已意识到中国正面临着“三千年一大变局”，中国应该尝试与这些对手建立不同于往日的主权国家的关系。于是有关近代外交尤其是互派使节的制度自19世纪60年代开始进行建设。1861年清政府成立了专事外务的总理衙门。1866年、1868年和1870年清政府相继派出了斌春代表团、蒲安臣使团、崇厚使团出使西方进行遣使尝试。1876年，中国第一个常驻国外公使郭嵩焘登上了赴英国的航船。 在1876～1895年间，清政府逐步丧失了对周围藩属国的宗主权，传统的外交体制也因此实际趋于消亡。与此同时，清政府初步完成了近代使节制度的建设工作。这一制度大致包括使节的级别、任期、奖惩的规则等几个方面。在这19年时间里，清政府相继向日本、美国、秘鲁、西班牙、法国、俄国等派遣了20多位公使。遣使不再是一种临时性的外交手段，而成为了清政府外交的重要内容。在这一过程中，一批懂外语、精通专业的职业外交官也逐渐成长起来，他们活跃在1895年后的清末民初的外交舞台上。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中国最早的一批公使及随行人员来到了西方。他们没有往日中国历史上天朝钦使的文化优越感。相反，他们是带着一份屈辱感走近西方社会并接触文化的。 甲午战争之前，清政府在驻外使节的选用与任命上用了很多功夫。遣使一开始，就面临“求使才难”的问题。他们谈到，对于使才“循分供职，中材亦知极称，沉几观变，知者亦有难周，非为守兼优，识力俱卓，洞悉洋情之员，转足见轻于外族，而贻患于事机，至于羁旅势孤，易为所胁，贪狡计出，挟以为质，流弊之端，在所不免。”（注：周家楣.期不负斋全集，政书一[M].）具体来说，对于清政府而言， 一个理想的使才除“洞悉洋情”之外，还需要具备以下素质： 一是“体用悉备”。就是要求出使人员能始终以中国文化为本位，最多兼用一点西方“器用之学”，即后来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出使之初，清政府甚至还有以中国文化“化远人”的幻想。故而，非常强调外交使节的文化立场。二是“为守兼优”。公使在外，容易失去控制。因此，公使的操守一定要好。在遣使之初，清政府还担心“野恋”的西方人会扣押人质，于是把使者能否坚持气节的问题也考虑进去。三是“有胆有识”。如薛福成所言：“无贤相之识与度，不可以为使臣；无贤将之胆与智，亦不可以为使臣。”（注：薛福成.使才与将相并重说[A].庸庵海外文编[M].419.）四是“通权达变”。使臣在外，需要独立面对复杂的情况。因此，临机应变，折冲尊俎是使臣的基本能力。 本来按照清政府“家天下”的想法，是打算用满人、旗人来办外交的。清廷3次遣使尝试中都使用的是满人或旗人， 同文馆招收的也是八旗子弟。只是因为这些八旗子弟长期习惯于优闲的生活，从中很难找出上述标准的“使才”。像崇厚这样的人物，在满人中也是屈指可数的。因此，清政府在以旗人操持外交的企图失败后，按照他们所预设的使才标准，首先是在翰林中挑选使节人选。因为翰林是中国文化的精英，按照清政府的想法，他们能“持大体”，老成持重，立场坚定，能在国外复杂的环境中坚守中国文化本位，甚至“用夏变夷”感化西人。在第一批所任命的公使之中，郭嵩焘、何如璋、陈兰彬都是清一色的翰苑人物。 但清政府的这一想法也未能贯彻到底。究其原因，也是因为在有翰林身份的官员真正能承担而又愿意承担出使使命的人太少。在甲午战争之前的20位公使中，翰林仅有7位（郭嵩焘、陈兰彬、何如璋、 许景澄、洪钧、崔国因、汪凤藻）。这7位之中，除郭嵩焘、江凤藻之外， 其他人也还并无办洋务的实际操作经历。从严格意义上讲，他们只是能谈洋务而已。以何如璋为例，他是较早意识到“世变已亟，非拘常习故者所可拯救”（注：碑传集补（6）：卷13[Z].）的翰林。 因而利用各种机会与中外士商多方接触，又主动寻访英美牧师，从他们身上尽量多地了解国外情形。许景澄、洪钧的情况也类似。在翰林院里，他们能究心“经世之学”，对国外持一种开放的态度。但认真说来，出使之前，他们涉足洋务具体事物并不多。只是有些理论上的认识，而无实际操作经验。就是这样的人，在当时也极属难得。何如璋谈洋务的水平，连老资格的郭嵩焘也十分佩服，表示自己看走了眼，“子峨于洋务竟能通晓，悔从前不甚知也。”（注：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Z].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长沙：岳麓书社.1985.19.）因此当时的翰林中，如果有对洋务的热情和兴趣，加之有出使的勇气（不惮出使），就差不多成为清政府的囊中人选。很显然，翰林院集体保守的态度，使清政府从中选使才的想法很难如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