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先生并没有称自己的历史观为民生史观。后人把他的历史观概括成民生史观，大体是能够成立的。但究竟什么是孙中山的民生史观？对孙中山历史观有兴趣的研究者，可以将思路分成两个层面：一个是孙中山本人历史观究竟是什么涵义；另一个是研究者对孙中山历史观的评论。就前者言，研究者们认识逐步接近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只要严格按照原著并忠实于原著来把握孙中山历史观的涵义，认识便有可能逐步接近。就后者言，那是很难达到一致的，也无须要求一致。 一、民生史观的基本涵义 孙中山民生史观包涵着十分丰富的内容。他认为宇宙的物质、物种是进化的，人类也是进化的。进化无疑是民生史观的基本概念之一。但许多历史观都讲进化，进化是民生史观的主要内容之一，却不是它的根本特征。在最能反映民生史观根本特质的基本涵义上，孙中山提出了两个基本概念：一是“民生”，一是“人类求生存”。由这两个基本概念而产生出两个基本命题：一是“民生是历史的重心”，这是与物质是历史的重心相比较而提出的；一是人类求生存是社会进化的定律，这是与物质（生产力）发展论及阶级斗争相比较而提出的。 （一）民生是历史的重心 1.“民生”释义 自从孙中山先生20年代逝世以后，学者们对民生涵义的解释，如果加上其间细微差别，有十数种之多。举其要者如：其一，民生就是人类求生存的意欲（注：任觉伍：“民生”就是“人类求生存”。“然则‘求生存’究竟是一个什么东西呢？明白的讲，就是欲望，而欲望又是精神作用的一种”。见《唯物论与民生史观》，拔提书店1936 年版， 第111页； 另见肖万源：“孙中山关于‘民生’概念的含义……是指的人的生命本能的要求和欲望”。“民生是指人类求生存的主观意识”。见《孙中山哲学思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74页。）； 其二，民生便是经济（注：萨孟武：“总理所谓‘民生’，可说便是经济”。见《三民主义政治学》，新生命书局1924年版，第5页。）； 其三，民生便是消费（注：任卓宣：“民生的意义之为消费便很显然”，“我把民生看作消费是有根据的”。见《孙中山哲学原理》，台北帕米尔书局1970年版，第7页。）；其四，民生的核心是一个生字， 即生命（注：刘修如：“民生者何？概言之，民生者人类集体之生也。……‘生命’为一切为核心”。见《三民主义教程》，上海正中书局1946年版，第78页。）；其五，民生是一种思想体系，属意识形态范围（注：肖万源：“孙中山所谓的‘民生’是属于意识形态范围，是一种思想体系”。见《孙中山哲学思想》，第169页。）；其六， 民生包括物质的和精神的两个方面（注：姜琦：“民生之内容是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就中‘生活’和‘生计’是属于经济的……‘生存’和‘生命’是属于非经济的。因为‘生存’就是社会的行动，‘生命’是人类的活动，两者都是与经济无关的”。从而论证民生史观是“统摄”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的。见《三民主义体系释义》，台北正中书局1952年版，第19—20页。）；其七，民生两涵义说（注：这里又分两种情况，一是平行的两涵义说，如吴曼君：“民生二字之在国父，有两个意义：第一，民生就是‘人类求生存’……第二，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见《民生史观研究》，时代思潮社1941年版，第36页；二是广狭两义说，如王云：“广义的民生，即包括经济、政治、种族三者而言；狭义的民生则仅指经济而言”。见《三民主义浅释》，国民图书出版社1944年版，第49—50页；马昌宗：“广义的民生，是指人类求生存，狭义的民生，是指经济”。见《民生史观研究》，台北幼狮文化事业公司1978年版，第2页。）；其八， 民生和人类求生存同一涵义，指人民为了求得生存而进行的种种努力和活动（注：韦杰廷：“‘人类求生存’、‘人类求解决生存问题’，‘民生’和‘民生问题’这四个概念的内涵实际上是相同的”。“民生……指人民为了求得生存和更好地生存而进行的种种努力和活动”。见《孙中山社会历史观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0、73页。）；等等。上述这些理解，有些全是研究者的主观之见，有些则是理解得不够准确。 孙中山先生一生，以“关怀民生”为念。在他早期著作如《上李鸿章书》中，便已提到“民生”二字，以后一生中又多次使用这个概念。但对民生概念作出定义性解释的，则是1924年的《民生主义》。他说：“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便是。”（注：《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第802 页。 据台北1975年出版的黄季陆等先生的《研究中山先生的史料与史学》，孙中山关于民生定义，向有二个版本。第一种是民智书局1927年版的《三民主义》，文为“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便是”。第二种版本是民智书局1930年版胡汉民编的《总理全集》，文为“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二者相较，前者生活后非逗号，系句号，并多出“便是”二字。但二者的意义差别则很大。依第一种，“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是进一步说明“人民的生活”之涵义的。依第二种，则四者并列，无主从之分。显然，第一种版本更早，文义亦更准。第二种版本后出，当为校对不精所致。人民出版社1956年初版的《孙中山选集》采用了第二种版本，1981年第二版则吸取研究成果改用第一种版本。参阅韦杰廷著《孙中山社会历史观研究》，第59页注。）孙中山为“民生”下定义所用的语汇，都是浅显易懂的，大众化的。“民”，孙中山的解释是“大凡有团体有组织的众人，就叫做民”（注：《孙中山选集》，第692页。），可见民指众人。孙中山讲的“人民”， 并不绝对排斥过着富裕生活以至奢侈生活的少数人，而是指众人。这里的“人民”，和下面说的“国民”、“群众”是同义的。对社会，孙中山的解释是：“‘社会’两个字，就有两个用法：一个是指一般人群而言，一个是指一种有组织之团体而言”（注：《孙中山选集》，第617页。）。 后一个用法的“团体”，如国家，中山先生谓：“国者，人之积也”（注：《孙中山选集》，第176页。）。这里的“社会”，也就是指人群， 或有组织的人群，亦即人民、国民、群众。孙中山所说的“社会的生存”，无疑指的便是人民的生存、国民的生存、群众的生存。 “生存”，不同于求生存。求生存的涵义要广泛得多，而生存是指人民大众享有必需的生活资料以维持生命的存在。“社会的生存”和“群众的生命”意义是相近的。孙中山在1924年作《民生主义》讲演时，曾经焦虑地说过，10年前中国还有4万万人， 现在据外国有关机构调查，只剩下3.1万万了。10年间中国人少了9000万， 使得这位革命家忧心如焚。人民的生命是任何历史存在的前提。人的生命不存在了，国家也就亡了，历史也就不存在了。故孙中山讲民生时，突出强调了维持人民生命存在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