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内容和形式的转向，意味着晚清大众媒介已演变出一种相对独立、贴近下层市民社会的公共品格，其更广远的目标在于强化国民意识，因此“开通民智”、“浚导文明”、“改良风俗”几乎成为各种报刊媒介的主流意识。1899年，陈荣衮在《论报章宜改用浅说》中即主张：“地球各国之衰旺强弱，恒以报纸之多少为准。其报纸愈多者国愈强，报纸愈少者国愈弱，理势之必然者也。日本区区三岛，其地之广与中国四川省同，其人数乃中国十分之一耳。乃合计全国报馆，闻有八百余所，即佛门之报亦十余家。大阪朝日报，每日出纸十万有多。而我国报馆不及日本十分之一，上海某报，闻每日出纸八九千之间，自以为雄视一方矣，亦不及大阪朝日报十分之一。噫！民智之开闭民气之通塞，每根由于此”。其时国内报刊“多用文言，此报纸不广大之根由”，故此他断言，“大抵今日变法，以开民智为先，开民智莫如改文言”。（注：翦成文：《清末白话文运动资料》，《近代史资料》总第31 号， 1963年12月。）更有甚者，有人将白话文媒介与文明普及及中国文化形态的演进联系起来。（注：甲辰三月初十、十一日（1904年4月25、26 日）《警钟日报》。）白话文媒介的遽然崛起，与清季民间社会价值的凸显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国近代化何以要“启牖民智”？“启牖民智”何以要突出白话媒介？其中理由，前者着眼在中下层社会，更焕发全体民力，是目的；后者用其方便，是方法。惟其如此，媒介人士对那些不肯变通的文言文媒体啧有不满，认为这是将不晓文言文的“农、工、商、贾、妇人、孺子”置于“不议不论”的地位，是“直弃其国民矣”（注：翦成文：《清末白话文运动资料》，《近代史资料》总第31号，1963年12月。），以至于要求“言文一致”、创立国语的言论直到民国初年仍呼声不绝。 媒介公共精神的产生是在逐步摆脱对皇权道统的依附状态和向心运动中进行的，封建传统意识“全能全控”的缺口已被冲开，大众媒介的林立也就形成了数种风格的舆论圈，在这个独立色彩浓厚的舆论领域中，“个人之思想，以言论表之，社会之思想，以报表之。有一种社会，各有其表之报。社会有若干阶级，而报之阶级随之矣”，“及有一大问题出，为各种社会所注意，则必占各报之主要部分，而词旨之冲突，于是烈矣”。（注：《论报战》，1904年3月23日《中国日报》。 ）交流、冲突、关注、切磋，清末的公众“对话环境”由此而生。就学理而言，公众舆论代表着一个复杂的观念世界和文化倾向，由微观视之，它包含了态度取向和意见倾向各有差异的受众群体。从各种资料爬梳考证可以看出，晚清媒介主控下的公共舆论已呈现较为明显的疏离特征。它突出地表现在国家观念和国民意识的凸显，强调国家“乃国民公共之机捩”，“国者民之国，天下之国即为天下之民之国”，号召人们对国事“莫不当分任其责，而无一人置身于事外”；国民意识的核心在于摒弃奴性，珍视国民价值，尤其强调参政之权，参政权与爱国心往往“相为广狭”，“参政权及于少数，爱国之人亦少数，及于多数，爱国之人亦多数”（注：《致南海夫子大人书》，《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36—237页。）；同时也反映在自我意识的增强和自主观念的确立，媒介惯以中西对比，并随之张扬崇私、自立、自为的价值观念。晚清风行一时的军国民思想潮流、趋新社团竞立南北以及学堂风潮兀然而生，无不与这种自主、抗争、独立的公共舆论扩张的强度紧密相连。由此，近代文化孕育中的公共价值评判系统成为维系晚清市民社会走向的重要精神支柱，公共空间也藉此日渐强固和扩大。在这其间，各种媒体赖以运转的趋新型“媒介人”——报刊记者也愈益将公共媒介的历史功能推演至极点，他们“由平民之趋势迤逦而来，以平民之志望组织而成，对待贵族而为其监督，专以代表平民为职志”，“故记者既据最高之地位，代表国民，国民而亦即承认为其代表者，一纸既出，可以收全国之视听，一议之发，可以挽全国之倾势”。（注：《国民日日报发刊词》，1903年8月7日《国民日日报》。）本来，在19世纪70—90年代，报业人士的社会地位是较为低下的，以《申报》为例，当时供职该报的多为不得意的文人，在人们的心目中，卖文为生者，实在是穷极无聊的表现。诚如姚公鹤所说：“盖社会普遍心理，认报纸为朝报之变相，发行报纸为卖朝报之一类（卖朝报为塘驿杂役之业，就邸抄另印，以出售于人。售时必以锣随行，其举动颇猥鄙，而所传消息亦不尽可信，故社会轻之，今乡僻尚有此等人），故每一报社之主笔、访员，均为不名誉之职业，不仅官场仇视之，即社会亦以搬弄是非轻薄之……昔日之报馆主笔，不仅社会上认为不名誉，即该主笔亦不敢以此自鸣于世。”（注：《上海闲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28、131页。）戊戌以后，这种风气大为改观，举人、进士办报已不足为奇。传统报人也就演变为新式媒介的职业人士，并且成为晚清时期独立性的社会群体，他们作为近代文化系统演进的重要推动力量也就日益显示出其巨大的思想辐射力度和舆论扩张能量。过往论者在探讨晚清市民社会问题时，过多地将目光投射于近代商人阶层，应该注意的是，大众传播媒介的从业人员亦应给予足够的重视。 三、辅助媒介：近代文化和公共舆论扩展的中介因素 按照广义媒介定义，从晚清公共领域中近代文化系统实际生成和扩展的范围来看，近代社会崛起的学堂生群体和各种职能性社团等社会有机组织曾以辅助媒介形态填补了大众媒介的某些不足，事实上也成为清末公共空间中公共舆论的激活性因素，并且承当了市民社会中近代文化系统的创制主体和传感载体，对近代市民意识形态由省垣市镇到乡村的辐射和蔓延发挥了传承中介的作用，有学者喻之为“天然媒介”或“辅助传播网”（注：桑兵：《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 学林出版社1995年版，第13、400页。），笔者干脆视之为辅助媒介， 以对应于大众传播中的主流媒介。
传播学界曾经提出过“两级传播论”和“中介因素”理论的著名假说，它对我们研究课题的启发意义在于必须重视清末位于大众传媒和民间社会之间的传播中介机构，因而，晚清社会的实际传播程式应该如上图所示。 此程式在清末的运作，有一点需要说明，即大众传媒面对的是两种类型的受众：“受众Ⅰ”是那些已经接触书刊报章等传媒而且有能力感知其中的信息含义，并能够作出自己反应的人们，这一群体大约是近代社会中的士、绅等受过较多教育的社会主体；“受众Ⅱ”则是一个庞大的无缘接触媒介或缺乏接受信息内容并作出反应能力的人们，这大约是指下等社会阶层或边远地区的人群。相比之下，后者的人口、地域和范围要远远大于前者，因而探讨晚清公共领域的发展规模时必须关注这一事实。我们在考察大众媒介结构形态时曾经注意到，它主要是以文字印刷形式传输辐射的，这种传播形态要求有相应的大量的文化受众，但是清末社会民众的低程度文化水平现状显然是不能够胜任的（注：美国著名的现代化理论专家吉尔伯特·罗兹曼认为，清代中国的识字率接近德川时期的日本，他引述饶懿伦的研究结论说：“18和19世纪的识字率也许‘比以前的推测要高。男女间识字率是不平衡的，大约有30%—45%的男性和只有2%—10%的女性具有某种程度的读写能力’”。 （见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6页）《万国公报》曾撰文指出：“四万万人中，其能识字者， 殆不满五千万人也。此五千万人中，其能通文意、阅书报者，殆不满二千万人也。此二千万人中，其能解文法、执笔成文者，殆不满五百万人也。此五百万人中，其能读经史、略知中国古今之事故者，殆不满十万人也。”参见古黔孙鉴清《论中国积弱在于无国脑》， 《万国公报》第183册，1904年4月（光绪三十年三月）。）， 况且较低级的传播技术和信息网络，也日益显示出“舆论中介机构”的重要性。晚清渐次崛起的学堂生群体和各种职能性社团正处于大众媒介的边缘，称其为辅助媒介或边缘媒介实不为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