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9639 （2000）02—0078—07 中国历来有学术文化合而为一的传统，教育与学术文化紧密联系。清末中央官制改革后未专设近代意义的文化管理部门，对文化事业的管理分别隶属于民政部、礼部和学部（注：张德泽编著：《清代国家机构考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07页。）。1906 年颁布的学部官制规定，学部除职司教育外，兼管包括图书馆、博物馆等在内的文化事业（注：《学部奏酌拟学部官制并归并国子监事宜改定缺额折》，《大清光绪新法令》第3册，商务印书馆第5版。）。与此相应，各省学务官制也将有关事务列入学务公所图书课的职责范围（注：《学部奏陈各省学务官制折》，《大清教育新法令》第1册，第13～16页。 ）。因此，近代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兴起，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学部自上而下的倡导推行。此外，学部在保护文物方面也做过一些尝试，从而对近代文化的创建发展有所贡献。 一、兴办近代图书馆 在中国几千年文明史上，书藉不仅是历代思想与知识的结晶，而且是文明历史的见证。但长期以来，文化知识只是统治者和士大夫的专利，官方收藏并不向社会开放；而私人藏书也只是文人雅士或殷实之家傲立儒林的资本，而非传播文化的场所。清乾隆时辑《四库全书》，在扬州、镇江等地建文宗、文汇、文澜三阁，向士林开放，准海内稽古之士就近观览，传为佳话。 近代东西文化的冲突碰撞，使人们重新认识文化传统与社会发展的关系。1892年郑观应发表《藏书》一文，将中外政府对待书籍的态度进行比较，认为中国虽有悠久文明，自秦以后，“稽古右文，尊贤礼士，车书一统，文轨大同，海内藏书之家指不胜屈。然子孙未必能读，亲友无由借观，或鼠齿蠹蚀，厄于水火，则私而不公也”。在介绍西方各国的藏书院、博物馆的藏书量、经费、管理和公众阅览情况后，他呼吁政府“宜饬各直省督抚于各厅州县分设书院，购中外有用之书藏贮其中，派员专管。无论寒儒博士，领凭入院即可遍读群书。至于经费，或由官办，或由绅捐，或由各省外销款项、科场经费，将无益无名之用度，稍为撙节，即可移购书籍而有余。”如此则“数十年后，贤哲挺生，兼文武之资，备将相之略”，可以造就振兴国家民族的栋粱之材（注：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04～306页。）。在维新派的提倡下，各地学会均将译书、购书、藏书、读书作为自强御侮的妙法而大力鼓吹，渐成风气（注：梁启超：《论学会》，《时务报》第10册，1896年11月5日。）。 正式提议设立公共藏书楼的是李端棻，他不仅强调设藏书楼与兴学之间相辅相成的内在关系，且要求在京师及各省会设书楼，“许人入楼观书”，对书籍来源及管理方法均有具体的建议（注：《李侍郎端棻请推广学校折》，《时务报》第6册，1896年9月27日。）。虽因变法失败，其主张未及实行，影响却一直存在，后来京师大学堂章程关于藏书楼的若干条款，明显地体现了李端棻的见解。新政复行，社会有识之士再度发出呼吁，并付诸行动。1904年徐树兰奏请自费捐建绍兴古越藏书楼，将“泰西各国讲求教育，辄以藏书楼与学堂相辅而行”作为申办理由，并正式确定对外开放借阅的规则（注：徐树兰：《为捐建绍郡古越藏书楼恳请奏咨立案文》，李希泌、张淑华编：《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中华书局1982 年版（下同）， 第112页。）。不过，尽管清政府标榜效法西洋， 在兴办图书馆的呼声四起中，却没有予以重视。 受西方近代对教育与文化传播关系意识的影响，学部在1906年制定官制章程时将兴办和管理图书馆列入职责范围。1907年，学部参事官罗振玉在《京师创设图书馆私议》中指出近代图书馆保存国粹、增进西学的一身而二任的功能，前者包括官私旧藏、古今刻石，后者则先择最新最要者购之。主张“此事亟应由学部倡率，先规画京师之图书馆，而推之各省会”，并就京师图书馆的择地建造、馆藏图书来源及收集之法等事阐述了意见（注：罗振玉：《京师创设图书馆私议》，《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第123～124页。）。此建议得到学部堂官的重视，成为后来建馆藏书的准则。1908年初学部开始筹备。是年秋，张之洞入京执掌学部，更加快了筹备进程。 为了创建京师图书馆，学部首先派缪荃孙为办理图书馆事宜调查员，赴各地了解搜集有关信息，同时委托两江总督端方等在江南收购私人藏书。当年12月，端方为学部代购了浙皖姚氏、徐氏的私藏共1652 种、120900余卷，专员押送学部（注：《两江总督端方奏江南图书馆购买书价请分别筹给片》，《学部官报》第150期，1911年4月19日。）。1909年4月学部奏分年筹备事宜折， 将“京师开办图书馆”列入宣统元年的清单。同年9月， 正式奏筹请将北京德胜门内之净业湖及其南北一带辟为图书馆址，并将热河文津阁《四库全书》和避暑山庄各殿座陈设的书籍赏交学部建馆储存，此后除各省官书局刻本书均可由学部行文咨取外，还鼓励各省官绅士儒捐赠图书（注：《学部奏筹建京师图书馆折》1909年9月18日，《学部官报》第100期，1909年9月24日。）。 其办法经清廷批准，奠定了京师图书馆的基础。不久，学部又奏派缪荃孙任京师图书馆监督，国子监丞徐坊为副监督，学部总务司郎中杨熊祥为提调，加紧筹建（注：《学部奏派编修缪荃荪等充图书馆监督各差片》1909年9月，《学部官报》第10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