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529（2000）02—0087—06 17世纪，整个西方在文艺复兴运动的基础上，以欧洲为中心，孕育而成一场工业革命的浪潮。新兴的资产阶级，作为一种社会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破坏殆尽。它日甚一日地消灭生产资料、财富和人口的分散状态，使物质世界空前地、突飞猛进地膨胀和发展；各民族的精神产品，尤其是思想和学术也都变成了公共产品，同样表现出世界化的趋势。然而在有悠久历史文明的中国，却又导演出一场朝代更迭的“易姓革命”。素居苦寒，以游牧为主，刚刚摆脱原始社会状态，向农奴制过渡的努尔哈赤的子孙们，以野蛮的军事行为，征服了具有数千年文明的古国，建立了一个由落后战胜先进的大清帝国，并力图用一种封闭的生产关系，保持其封闭的地域和封闭的文化。直到上个世纪初，经历了“康乾盛世”，统治着占世界人口总数四分之一的大清王朝，在整个文化世界化的趋势中，再也不能维系其自诩为天朝上国的封闭格局，而显示出每况愈下的下世光景。以向外扩张为主要特征的西方生产方式及其赖以发生的资本主义精神，借鸦片和坚船利炮，撞开了中国大门。一场场丧权辱国的战争，一张张割地赔款、屈辱求存的条约，使草创时期铁马金戈、横扫千军的后金子弟，气吞山河如虎的威势荡然无存。这不仅意味着再一次的朝代更迭，而且，尤为关键的是意味着在中国持续两千年的封建制度的解体。 这千古未有的变局，迫使许许多多有识之士在思考，在总结，在展望。林则徐依“民惟邦本”的思想，而强调“藏富于民”；龚自珍因“无八百年不夷之天下”而主张“更法”、“改制”；魏源更是由于中西文化的冲突，据“天下物无独必有对”的观念，提出“筹夷事必知夷情”，“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文化策略；而后，有马建忠重商主义的“富民说”，冯桂芬的“采西学”、“制洋器”，采纳西方人文主义、科学民主精神的思路，薛福成“臻富强，御外辱”，“富民即富商”的观念，以及张之洞的“中体西用”，康有为的“孔子改制”，章太炎“用宗教发起信心”，“用国粹增进国民道德”，以及梁漱溟的中西文化哲学和冯友兰的“贞元六书”等，都是对西方文化挑战的学术回应，是致力于再现中国文化辉煌，探索中国文化出路的理性思考。 清朝末年，无疑是一个多事之秋。一场有希望改变中国命运的变法运动，却被奄奄待毙的皇权，作为封建王朝的陪葬，扼杀在摇篮中。而安富尊荣的皇室，不仅没有挡住联军的炮火，反而丢弃了作为皇权象征的紫禁城，仓皇出逃，西出潼关。爱新觉罗的皇祚已经是惨灯将灭了。当然，那也是一个人才辈出的年代，世纪末的叹惜也在呼唤着新世纪的曙光。变法改制的酝酿与尝试虽然失败，四海宾服、天下中心的心理优势一变而为屡战屡败，任人宰割的切肤之痛，却教许多有识之士不得不对数千年的中国文明以及近人的文化导向进行更为全面的思考。1893年，一个由旧文化孕育出来的新思想家出版了一本名叫《盛世危言》的醒世之作。“盛世”者不过虚饰之词，“危言”确有一番惊世骇俗的见解。“以夷制夷”，即用坚船利炮制坚船利炮，反而使夷之船炮在神州大地长驱直入，“师夷长技”，长技到底为何物呢？郑观应虽然没有准确地回答这一问题，但他显然意识到，面对如潮水般奔涌而至的西方文明，已经衰落并处于末世的封建帝国，必须反躬自省，只有全面学习西方才能起衰振弊，救世回生，仅取坚船利炮，无疑是“弃其体而求其末”的权宜之计！尽管他的着眼点在于“商”，但从本质上讲，“危言”已经提出了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问题，可以说是本世纪初古今中外学术上系统、深刻的理性反思的导向。 以今度古，我们或许比前人更清醒一些。西方文明进逼的意义，远不止于军械舟车、科学技术的输入；清王朝的解体，又绝非前此以往的“易姓革命”所能比拟。前者的冲击，动摇了代以相传的封建王朝赖以构建起来的根基；后者的坍塌，预示着持续数千年，并被视为“万代不易”的封建政体，必将在中国文明史上寿终正寝，事实上宣告一个躁动于母腹的新时代的降临。正因为如此，《危言》的价值就不能单从作者的动机上来衡量。与该书几乎同时面世，由陈炽所著的《庸书》和其后张之洞的《劝学篇》皆主张仿行西学，以西学、西政“补阙”、“起疾”，强调的不只是在物质层面上的“师夷长技”，而是以更为鲜明的外倾性格，表现传统转型的近代特征。它们立足于学术，倾吐了对社会无痕换骨的亟盼。 事实上，任何文化都有赖于积累而发展，有赖于兼容并包而丰富、更新，而价值观念或价值规范是创造一个新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体系的先决条件，所以，处在新旧交替、中外聚合的中国近代社会，由学术的变迁以更新社会和个人的价值系统也就势在必行了。 变，也得变，不变，也得变。非变不足以图存，非变不足以图强。 要继承，也要综合。对古今中外的文化现象必须予以理性分析和比较，并在此基础上对传统与异端均给予淘沙取金式的扬弃和选择。 要变，还要寻找文化的源头，所以要复古，就像欧洲文艺复兴运动追溯希腊、罗马古典文化一样。中国近代学术的变革就是以节节复古为形式，而以创新为内容的。 要创新，就要推倒经学一尊的地位，兼取传统文化中其他部分以及当时奔涌而来的西方文化，而且还要适应当时救亡图存，经世致用的迫切要求，故表现为合，即要合古今、合内外、合经子、合儒释，合求真与致用。 简而言之，一百余年的中国近代学术的特征就是两个字：变与合。它的内容不外三个方面：如何评价传统，怎样引介西方，建设什么样的未来文化。中国近代学术就是如此立足于现实，回眸过去，展望未来的。 毫无疑问，对传统的重新评价，是中国近代学术变迁的依据和核心内容；有选择地引介外来学说则是创变的条件；对中国文化未来的建设则是变的结果。 清之季世，作为传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自汉以来两千年始终被奉为神圣而处于一尊地位的经学，同样显示出其下世光景。随着清王朝的解体，经学也就不能不退出思想统治的舞台，由此，重新估定它的一切价值，则成为社会变迁，尤其是指引社会变革和学术变革的必然前提，从而决定对它的扬弃和继承。扬弃者需指出弊端，继承者当强调其普遍认同的价值观念和价值规范，既要揭示神圣形象异化的本质，又要正确认识它的历史作用和现代意义。连带而起的是对长期以来被贬抑的经学以外的传统，包括诸子学和佛学在内的古代文化遗产予以历史的、科学的、具有现代意识的价值判断。这种对历史的权衡，在近代的具体表现，就是节节复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