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60年代，在洋务运动的背景下，清政府整饬营伍，裁汰冗兵，练兵自强，以内弭“暴乱”，外御强邻。本文就这一时期的裁军及其影响略加论述。 一、裁军原因 洋务运动是中国在面临“千古未有之大变局”时清政府中一部分开明官僚进行的、以“自强求富”为口号、与西方有密切联系的军事、经济、文教、外交等诸方面的各种改革活动。由于西方列强的凌逼，洋务运动首先追求的目标是“强兵”，洋务派认为：“我能自强，可以彼此相安，潜慑其狡焉思逞之计，否则，我无可恃，恐难保无轻我之心”，而“自强以练兵为要”（注：《筹办夷务始末》卷25，转引自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三卷第844页。）。李鸿章认为：“若不及早自强，变易兵制，讲求军实，仍循数百年绿营相沿旧规，厝火积薪，可危实甚……兵制关立国之根本，驭夷之枢纽，厚给粮饷，废弃弓箭，专精火器，革去分汛，化散为整，选用能将，勤操苦练，然后绿营可恃”（注：《李文忠公全集》《明僚函稿》卷5，《朋僚奏稿》卷14第49-50页。）。变革兵制，练兵自强，必须对原有军队进行裁革归并，一时，裁军问题受到朝臣疆吏的共同关注。 清政府首先急欲裁撤的是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中兴起的勇营军队。勇营不是国家的经制军，按清代军事制度的惯例，国家有事则临时募集，事平则遣散归农。乾隆时镇压台湾林爽文起义和嘉庆初年镇压白莲教起义中都曾招募过勇营“随营助剿”。但湘淮勇营的裁撤却非完全遵循“事平遣归”的惯例。在与太平天国的对抗中，绿营的无用已暴露无遗；1860年，英法联军进攻津京，十余万八旗“人无斗志，一闻枪声，立时惊溃。”（注：《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63第33页。）八旗也是毫无战斗力可言。勇营军队却是能征惯战，事实上成为“消弭内乱”的主要力量，这与乾嘉勇营只处“助剿”地位已不可同日而语。另外，乾嘉时勇营裁撤后，八旗绿营经制军足以弹压地方，咸同时期则情势迥异，内忧外患纷至沓来，八旗绿营却难当重任。由此观之，清政府撤勇似非明智之举，且与“练兵自强”的洋务运动的意旨相左，然清政府撤勇实有其深意。勇营制度将由帅选，兵由将招，粮饷由将帅筹集，士兵不隶国家兵籍，唯将帅马首是瞻，几成将帅私兵，不易控制，久之必成尾大之势。如曾国藩所创的湘军，“凡遇他帅征调，都置不顾，及得曾国藩一纸书，则千里赴急”（注：罗尔纲《湘军新志》中华书局第195页。）。因此，勇营军队隐隐之中对清政府构成威胁。 这时期，勇营除了湘淮军外，还有宋庆的毅军、张曜的嵩武军等，其中以湘军势力最大，也最遭清政府猜忌。早在咸丰四年，曾国藩领湘军进克武汉、黄州诸郡，一军机大臣向咸丰进言：“曾国藩以侍郎在籍，犹匹夫耳。匹夫居闾里一呼，蹶起从之者万余人，恐非国家之福也。”听得咸丰黯然失色（注：转引自杨国强《百年嬗变》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12月版第59页。）。江南大营被太平军攻破后，曾国藩得以重用，身兼钦差大臣，节制江、浙、皖、赣四省，长江三千里，没有一艘战船不张挂他的旗帜，各处兵将，一呼百喏。曾国藩自己也认为“其相疑良非无因”（注：转引自罗尔纲《淮军志》中华书局1997年1月版第5页。）。在攻克天京之前，曾国藩曾写信给毛鸿宾：“两接户部复奏之疏，皆疑弟广揽利权，词意颇为煎迫”（注：罗尔纲《湘军兵志》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90页。）。可见，清政府对湘军的猜忌和“煎迫”是湘军及其他勇营军队裁撤的一个重要原因。 1868年，左宗棠诸臣建议：“防营诚为劲旅，有事则兵不如勇，”应“于直隶、江淮南北扼要之处，留勇屯驻”（注：《清史稿》第3930页。）。于是，一些裁余的勇营改为防军，勇营暂时得到国家的正式承认，但仍只是临时性武装，经常处于被裁撤的境地。 绿营为清代的经制军，其兵额有60余万人。绿营兵籍由兵部执掌，粮饷归户部调拨，领兵的督、抚、提、镇之间有一“大小相制”相互制衡的体制，再加上“兵皆土著，将皆升转”（注：罗尔纲《绿营兵志》中华书局1984年6月版第229-311页。）的营伍制度，清政府可以牢牢地控制绿营兵权，但是此时的绿营制度腐败不堪，弊病丛生。仅就士兵状况看，老弱疲乏、吸食鸦片之兵满营皆是；虚名占伍、空额缺额已是普遍现象，此外，塘汛零星之兵的操练也是虚应故事。绿营既不能镇压农民起义，更无法与装备近代化且训练有素的西方军队相抗衡，当时许多疆吏先后条陈，建议裁汰绿营。1866年，广西巡抚张凯嵩上奏：“广西自军兴以后，频年欠饷累累，现在岁入短绌，国库空虚，与其就额设之兵以点缀饷需而苦饥者众，不如就现有之饷以量减兵数而筹费也轻”（注：罗尔纲《绿营兵志》中华书局1984年6月版第98页。）。1869年，江苏巡抚丁日昌认为：“绿营口粮太少，分汛太多，若有征调势不能一呼即集，而各汛抽凑之兵，兵与将素不相习，岂能如臂之使指？故分汛不裁则营兵万难精练”（注：《清朝续文献通考》第9639页。）。闽浙总督左宗棠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绿营）应亟汰者四：老弱疲乏之兵，吸食洋烟之兵，虚名占伍之兵，塘汛零星之兵。”（注：《清朝续文献通考》第9637页。）左宗棠的裁兵之议大受清政府的赞赏，认为其“洞中窍要”，于是把它作为一成案，谕令他省援案办理。 清政府裁军另外一个原因是国库空虚，财政窘迫。平常年份“旗绿各营岁饷几去岁入之半，”（注：《清朝续文献通考》第9507页。）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有战事的省份，绿营除仍照支平时俸饷外，还需加给几倍的战时俸饷。“据曾国藩计算，在对抗太平天国之役绿营兵出征省外，用兵1000名，加以管带员弁大小30余员，每月需银7000余两，与同时期粮饷丰厚的湘军相比，还要多用1300余两。”（注：罗尔纲《绿营兵志》中华书局1984年6月版第362页。）1853年，户部存正项待支银仅22.7万两（注：罗尔纲《湘军新志》中华书局第126页。）。太平军又占据富庶的江南数省，使部库的重要财源中断，加上此间勇营将帅任意截留款项，部库的亏空可想而知。结果，许多省份绿营的粮饷无法支出。“山东自咸丰11年起到同治7年止，每年支发绿营兵饷仅发两三月或五六月不等，福建截到同治4年止，绿营兵饷发到同治2年夏饷止，远的发到咸丰10年夏饷止”。（注：罗尔纲《绿营兵志》中华书局1984年6月版第75-7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