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分类号] k256.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114X(2000)01-0077-06 谭嗣同是一位颇具政治魅力和学术魅力的历史人物。谭嗣同的革新方案和进取精神，永远为世人所赞颂；他的哲学气质、思辨能力和学术见解，永远值得学者去钻研；他的高尚人格和道德风范，将为一代又一代的后来者所提倡。历史人物这种不朽的魅力，使谭嗣同具有了某种永恒意义。一百年来，谭嗣同的宣传和研究始终没有间断，而且呈上升趋势，其根本原因就在这里。 全面论述谭嗣同的历史和现实走向，不是本文的任务，这里仅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简要评说百年来大陆方面谭嗣同研究的曲折历程，并对今后的研究提出一点想法，旨在抛砖引玉。 一 1898年9月28日，谭嗣同在北京英勇就义后，已经引起社会的关注。但是，从辛亥革命到五四时期，对谭嗣同的评说，政治宣传多于学术探讨，多数人是利用谭嗣同去服务于其政治的需要。梁启超的《谭嗣同传》，虽然较客观地叙述了谭的生平和思想主张，但将谭嗣同完全纳入了他改良主义的政治框架当中。陈天华、邹容、胡汉民等革命党人宣传谭嗣同，包括1910年在上海出版的《章谭合钞》，把谭嗣同和章太炎拉在一起，都是为了说明谭嗣同与革命党的一致性。五四时期毛泽东等新民学会会员对谭嗣同和《仁学》的推崇，也是为了表达他们“冲决网罗”的决心。1917年上海文明书局排印的《谭浏阳全集》，为研究谭嗣同提供了基本史料，但资料遗漏较多，离严谨的学术研究有较大的距离。真正从学术的角度去研究谭嗣同，在30年代才陆续展开。如1930年胡远溶在《中央大学半月刊》第1期发表的《谭嗣同[仁学]之批评》、林一新在《文化建设》1936年第12期发表的《谭嗣同的思想及其与儒佛之关系》、郝公玉在《现代评论》1936年第5期发表的《谭嗣同及其[仁学]》等。1933年秋，陈伯达在北京西山养病，仅用了40多天，就写了一本《论谭嗣同》，由吉鸿昌赞助，在上海人文印书社出版，1939年上海生活书店再版时更名为《论中国启蒙思想家——谭嗣同》。这是陈伯达写的第一本书，虽具一定学术水平，但由于资料缺乏，他又惯于发挥，不少观点很难成立。1943年，欧阳予倩编的《谭嗣同书简》出版，为谭嗣同的研究提供了一些新史料。总之，在三四十年代，发表的论文仅有10多篇，涉及的问题多为谭的生平和爱国主义精神、《仁学》的主要内容、谭的哲学思想、宗教思想和思想启蒙等，显示出起步时期的拓荒特色。 新中国成立后，谭嗣同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1954年，三联书店出版了《谭嗣同全集》，系统而全面地分类整理出了谭嗣同的研究史料。此书1981年又由中华书局增订再版，后曾不断补充新发现的史料，可以讲是研究谭嗣同的最基本的一部书。与此同时，《湖南历史资料》也发表了一些谭嗣同的书信和家世的新资料。1957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杨廷福的《谭嗣同年谱》。该书除记述谭嗣同一生的活动和著述外，又有与谭嗣同有关的“当代大事”和“当代人物”，年谱前编列有谭嗣同“家世和家庭”，对《仁学》也有较多评论。此后，关于谭嗣同的生平和思想的普及性的小书有两三种。截至“文革”前，发表的有关谭嗣同的学术论文约50多篇。如郑鹤声的《论谭嗣同变法思想及其历史意义》（《文史哲》1954年9期）、李泽厚的《关于谭嗣同哲学思想的研究》（《哲学研究》1957年3期）、冯友兰的《论谭嗣同》（《文汇报》1961年9月13、14日）、张德钧的《谭嗣同思想述评》（《历史研究》1962年3期）等。从这些论著中可以发现明显的两个特点：一是对谭嗣同的研究有较大的深入和拓展。已经触及到谭的思想渊源、发展阶段，张德钧具体将谭嗣同的思想演进划分为五个阶段。对其丰富的哲学内涵，如自然观、主客体、方法论、认识论等，都进行了较全面、深入的评论。同时分析了谭嗣同哲学思想的源流，尤其是和西学、儒学、佛学的特殊关系。谭嗣同哲学思想所涉及的“仁”和“通”的关系、“以太”和“仁”的关系、“以太”和“心力”的关系等，不少论文都进行了有益的探讨。谭嗣同生平和著述的时间的考订，以及《仁学》的版本问题，都有专文论述。谭嗣同研究的学术成果，可以讲是空前的。二是受当时特定的政治气候所制约，研究者总是努力从党性原则出发，热衷于论述谭嗣同的哲学派别和阶级属性。几乎所有论述谭嗣同哲学思想的文章，都千方百计去分析其唯物和唯心，何为主导。甚至对谭思想发展的各个阶段，也要去考察是唯物的，还是唯心的。有的则认定，进步的就是唯物的；反之，肯定是唯心的。50年代中后期，出现了一场规模不大的关于谭嗣同属唯心还是属唯物主义思想家的争论。至于谭的政治派别问题，则有资产阶级改良派、改良派左翼、革命派代言人等多种提法。那时的研究者喜欢用划线和分派的方法去研究问题，而且事先往往已有一种早已设置好的主观模式。这种简单化的“左”的思维，到“文革”中发展到了顶峰。谭嗣同的学术研究自然也中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