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659(2000)01-0052-07 严复作为启蒙思想家和教育家，他在把西方近代学术名著介绍到中国来的同时，结合19世纪末期中国的国情提出自己的教育哲学见解，认为通过教育去改善民质，比起政治、经济改革有着更为深远的意义，从而对中国教育的振兴和发展进行了深层次的思考。 一、天演论与教育的救国功能 进化论知识传入中国由来已久，但系统阐述进化论原理，并在整个思想学术界产生轰动效应，当推严复翻译并添加了许多案语的《天演论》。《天演论》，原名《进化论与伦理学》，系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的著作。它准确而优美地传达了达尔文主义的主要原理，同时克服斯宾塞“任天为治”的宿命论，突出了“与天争胜”的主观能动性。 众所周知，进化论自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提出后，很快成为19世纪下半叶的世界性显学。严复介绍说，生物进化所依据的原则就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但他并不热衷于生物学意义上的进化论，而是十分关注进化论在社会学上应用的斯宾塞主张。依斯宾塞之见，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一样，也是通过“物竞”—即人与人、群与群、国与国的竞争而推进，弱肉强食的自然规律是不可抗拒的。但是，由于斯宾塞过分强调人对自然的顺从，倡言“任天为治”，从而为帝国主义强国的侵略行径找到了借口。对此，严复显然不能同意。他又回到赫胥黎“与天争胜”的理论起点，并注意吸收斯宾塞的人种竞存思想，要求有识之士深刻体会“优胜劣汰”的残酷性，以唤醒民族自尊心，共同致力于“保群进化之图！”（注：《天演论》，载《严复集》第五册，第1331页。） 那么，应该如何“保群进化”而自强图治呢？这与教育功能的发挥无疑有着十分重要的关系。严复说：“盖泰西言治之家，皆谓善治如草木，而民智如土田。民智既开，则下令如流水之源，善政不期举而自举，且一举而莫能废。”（注：《天演论》，载《严复集》第五册，第1339页。）在这里，严复虽然把教育看作比政治更为根本的要素，提出没有良好的民质土壤，再好的政治移植都会蜕变走样，从而突出了人的现代化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核心地位。 面对“世变之亟”，严复和维新派其他代表人物一样也主张政治和经济改革，但他更强调教育改革，并把政治、经济改革说成是“标”，教育改革说成是“本”，主张“标本兼治”，认为“势亟，则不能不先事其标；势缓，则可以深维其本”（注：《拟上皇帝书》，载《严复集》第一册，第65页。）。而“标本兼治”能否成功，关键还在于“人才”的培养，他说：“无人才则所谓标、本之治皆不行”（注：《拟上皇帝书》，载《严复集》第一册，第68页。）。归根结底，严复是把人才的培育当作改革的关键，视为救国的根本。 海禁大开以来，效法西方的各种改革虽然层出不穷，但总是“若存若亡”，难收实效。严复认为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改革者没有抓住教育救国这一要旨，强调没有人的现代化便没有物的现代化，指出现代文明社会每一项进步都一无例外地依赖于高素质的现代人。斯宾塞非常重视国民的素质教育。在斯宾塞看来，一国之富强离不开该国文化教育土壤的长期滋养，妄想不施灌溉之劳而但取富强之果，永远达不到目的。对于斯宾塞这一见解，严复进一步附议道：“往者，王介甫之变法也，法非不良，意非不美也，而其效浸淫至于亡宋，此其故可深长思也。管、商变法而行，介甫变法而敝，在其时之风俗人心与其法之宜不宜而已矣”（注：《原强修订稿》，载《严复集》第一册，第26页。）。意思是说，法虽好，但人的整体素质跟不上，缺乏相应的“风俗人心”与之契合，变法能成功吗？特别是由于长期专制统治，中国人的整体素质深受摧残。严复认为，在这种情况下遽然引进西方富强之政断难受用施展。在他看来，西方的富强民主政体本质上离不开“自由”这一文化根源，即所谓“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而民不自由，何谈政之自由？民之力、智、德三者诚劣，还有什么自由可言！严复分析说：“夫所谓富强之者，质而言之，不外利民云尔。然政欲利民，必自民各能自利始；民各能自利，又必自皆得自由始；欲听其皆得自由，尤必自其各能自治始；反是且乱。顾彼民之能自治而能自由者，皆其力、其智、其德诚优者也。是以今日要政，统于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注：《原强修订稿》，载《严复集》第一册，第27页。）。不难发现，严复虽然颠倒了教育与政治、经济的真实关系，不懂得教育改革终归逃不脱政治、经济的制约；但他谈论教育的救国功能已深入至西方文化的价值内核——自由观，注意从深层的价值移植来反观中西文化差异，从而为中国传统教育的现代化转轨找到了一个牢固的支点，其理论价值不容忽视。 二、专制教育的批判与国民素质之培育 “天演”哲学固然为教育功能的发挥奠定了理论基础，但是教育功能能否得到正常运行还必须有相应的文化教育机制予以配合。从这个意义上说，破除专制主义文化教育的长期桎梏，肃清其流毒，对于新国民素质之培育无疑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严复认为，中国民质之弱首先与君主专制主义文化统治密切相关。他说：“秦以来之为君，正所谓大盗窃国者耳”（注：《辟韩》，载《严复集》第一册，第34-35页。），他们“既以窃之矣，又惴惴然恐其主之或觉而复之也，于是其法与令猬毛而起，质而论之，其什八九皆所以坏民之才，散民之力，漓民之德者。斯民也，固斯天下之真主也，必弱而愚之，使其常不觉，常不足以有为，而后可以长保所窃而永世”（注：《辟韩》，载《严复集》第一册，第35-36页。）。与君主专制主义文化统治相配合，封建统治者还善于利用名教伦常去牢笼百姓，愚其心志，涣其才力，并剥夺其应有的人生自由。严复十分赞赏孟德斯鸠对君主专制教育的分析，并引起他强烈的内心共鸣。孟德斯鸠在《法意》中说：“君主之教育，犹足进人心于高明也。乃若专制，则相与趋于卑陋而已。盖其为教也，勖人人以屈伏。……是故专制之民，本无所事于教育也，将成其一德，则尽其一切德而褫之。彼将使之为奴才也，必先使之为愚民”。译书至此，严复感慨万千，他在按语中写道：“吾译是书，至于此章，未尝不流涕也。鸣呼！孟氏之言，岂不痛哉！”（注：《〈法意〉按语》，载《严复集》第四册，第943页。）严复指出，中国传统礼教非但没有给人民带来幸福，反而违乎进化之理，其虚伪臭腐，不可胜言。中国伦常礼教不可谓不严密，但大都是用来束缚人的手脚心思，致民于柔弱愚昧而后快。因此，不止一般小民不知“自由”为何物，那些圣贤政家“闻西哲平等自由之说”，也常常是“骇然不悟其义之所终也！”（注：《〈法意〉按语》，载《严复集》第四册，第99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