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9月18～20日，来自北京、上海、天津、山东、河北、 安徽、湖北等省市的70余名专家、学者在山东省平原县举行了义和团平原起义100周年学术讨论会。大家就平原起义的意义、史实， 以及义和团运动的评价问题，展开了广泛深入的讨论。 一、关于平原起义的地位与影响问题 何为平原起义？满春重认为：1899年初秋，朱红灯、李长水在平原前杠子李庄设场聚众，扬起了爱国反帝的义和团大旗，先后对平原境内十几家富户教首进行了有力的打击。10月11日，朱红灯、李长水率领义和团在前杠子李庄击败了由知县蒋楷带领剿捕义和团的官兵100余人， 杀死官兵2名，伤10数人。10月18日朱红灯、 李长水又在城西森罗殿聚众2000人，与以济南太守卢昌诒为首前来围剿义和团的800官兵，激战5小时获胜，写下了义和团平原起义的光辉历史。焦力军对此看法稍有不同。他认为，对于平原起义这一历史环节，根据《平原拳匪纪事》和《拳祸记》所说“清兵则朱红灯必反”和“行将起事”，证明朱红灯在前杠子李庄虽然抗击了官兵，但那是出于“无奈自卫”，尚未“反”。10月18日森罗殿大战前，朱红灯、王治邦递书营官请“订日交战”，这才是“反”的真正宣言，这天才是义和团平原起义的准确日期。 关于平原起义在义和团史上的地位，王玉顺等认为，它应是义和团运动的开端。其理由有四：（一）平原起义是义和拳改称义和团后最先爆发的武装起义。（二）山东巡抚毓贤对平原起义的绥靖处理和对义和团的扶持，直接导致平原起义后义和团运动轰轰烈烈开展起来。（三）平原起义高举“兴清灭洋”旗帜，使单纯的反洋教斗争转变为“兴清灭洋”的义和团运动。（四）从以朱红灯为首的鲁西北义和团的组织形式和信仰上看（与以前反洋教斗争不同并产生广泛影响），也应视平原起义为义和团运动的开端。大多数与会学者认为，平原起义在义和团运动史上的确占有重要的地位，但它并不是义和团运动的发端，它只是义和团运动初期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或转折点。黎仁凯指出，山东与直隶义和团是互相影响互相渗透的。过去所说的“义和团，起山东”，表述上不完全准确。现在看来，采用义和团兴起于直鲁交界的表述似乎更为准确。 二、关于平原起义史实问题 关于平原起义，学术界过去一直以“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当中的《义和团》分册所选光绪二十六年初木刻本《平原拳匪纪事》进行研究，林鸥、王健泉指出，该刻本有许多错字、漏字、讹误，其质量比起光绪二十七年铅印本远非善本，如果仅据木刻本《平原拳匪纪事》说明平原起义，难免以讹传讹。为此，林鸥、王健泉对《平原拳匪纪事》进行了校勘，从而为学者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方便。此外，会议还收到其他一些有关平原起义资料校勘和史实考辨的论文，如刘天路的《关于平原义和团调查资料述评》，程明三等人的《义和团“黄庄闹教”辨》、《“李金斗”、“李月秋”考》、《前曹乡采访录》，等等。 关于蒋楷其人，他因镇压平原义和团起义而出名，但他本人的经历有关史书的记载却不甚了了。这次会议上，王健泉、林鸥提供了《蒋楷初考》一文，使人们对蒋楷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关于义和团运动时期的山东巡抚毓贤，戚其章认为毓贤在山东对义和团的基本政策是“惩首解从”，这对大多数拳民来说，起到了一定的保护作用；毓贤处理民教交涉案件时，既要极力避免朝廷单纯强调保护教民谕旨的片面性，又要顶住传教士的无理纠缠和外国公使气势汹汹的压力，力求做到持平办案，应该说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尽管毓贤有某些可肯定之处，但从他的主流看，不宜评价过高。在清政府招抚义和团问题上，毓贤起了一定的促成作用，实际上是把义和团引向了邪路。毓贤不是对中华民族有功，而是有罪；不是爱国，而是误国。 此外，还有一些学者对平原教案和平原起义进行了多种角度的探讨。赵树好等人认为，“平原起义”仅指杠子李庄事件和森罗殿之战，不能包括这一年平原人民的所有反洋教斗争，因而应该用“平原教案”来称呼1899年平原人民的反洋教斗争。赵树好等人全面介绍了平原这一年发生的12大教案，并分析了它们的特点、起因、影响。有的学者探讨了平原起义与外国教会侵略的关系，有的学者则从文化的视角进行透析，认为儒家文化在义和团运动中起着主导作用。 三、关于义和团运动的评价问题 关于义和团的评价，历来众说不一，聚讼不休。在这次讨论会上，亦存在着明显的分歧意见。 有的学者对义和团运动评价不高。周兴春认为，不应该用封建的、非理性的、非科学的、非民主的、非法制的意识去审视、评判历史，而应该用现代文明意识去审视、评判历史，包括平原起义与义和团运动，以便更理性地接受历史经验教训，用现代文明意识指导自己的言行，做合格的现代公民。王守中认为，义和团的“兴清灭洋”或“扶清灭洋”，招致了八国联军侵华战争，进一步把中国推入了灾难之中；义和团的“扶清”，实际上就是“扶保”支持、利用他们的顽固守旧势力“后党帮”；他们的“灭洋”，主要就是抢劫中国教民的粮食衣物，焚烧教民房屋，而教民又绝大多数是穷苦的劳动人民。因此，对义和团运动的评价不宜过高。 与上述观点相反，有些与会学者指出对平原起义与义和团运动不宜评价过低，不应该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而应该把它放在当时救亡的大背景之下进行评价，肯定它的救亡意图及作用。历史的事实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而引起了义和团的反抗，并不是义和团的反抗招致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帝国主义侵华早就开始了，而且它们的本性是不会改变的，即使没有义和团运动，它们也可以找到其他借口发动侵华战争，瓜分中国。义和团的反抗斗争不是给中国招致了灾难，而是同太平天国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一样，表现了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于西方列强奴役和封建统治压迫的顽强反抗精神，都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为拯救中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正是这些此伏彼起连续不断的斗争，粉碎了帝国主义把中国变为殖民地的企图，从而为中国的近代化和现代化开辟了道路，促进了中国社会的进步。与会学者还指出，不能因为教民中多数是穷人就否定义和团的反洋教斗争。实际上，教民中大体有三类人：一是地主劣绅，一是地痞盗匪，再就是贫苦农民和城镇贫民。前两类人和平民的矛盾，本来就是掠夺者和被掠夺者之间的对抗性的矛盾。他们往往是教案中的主要肇事者，成为侵略势力的工具和帮凶，和他们斗争完全没有错。至于贫苦教民同平民之间的矛盾，本来属于劳动者内部的纠纷。若在一个主权国家，经过诉讼和调解，本来不难得到合理的解决。可是当时的中国已深深陷入了半殖民地的泥潭，教会享有特权。在这种特权腐蚀和毒害下，平民入教者被教会引上了损人利己、无是生非的邪路，往往被外国侵略势力所利用。所以评价民教争端时，不能因为教民多为穷人就否定义和团反洋教的正义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