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 －7326（2000）01—0084—08 早已有学者指出胡适是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一位中心人物，大量关于胡适生平和思想的论著发表和出版，形成近年的胡适研究热。然而这些论著大多侧重胡适的政治思想，尤其是胡适所代表的自由主义思想及其在中国的命运。对于胡适的学术思想及其与中国学术传统的联系涉及较少，一般强调的是胡适整理国故的成就及与汉学的联系，而对胡适的疑古思想及其在学术取向上与康有为所代表的晚清经今文学的联系，几乎不为人所注意，这正是本文所要讨论的。 一 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传统文化的历史关系如何？这是五四以来聚讼纷纭的一个话题，但无论是以传统文化继承人和代表者自居的现代新儒家，或是以五四新文化运动继承人自居的学者，在这个问题上却有一个基本共识：五四与传统是截然两分的。前者认为五四割裂了与传统的联系，后者则认为五四是全盘性反传统。他们似乎都无意于追寻五四与传统文化之间的联系。然而有学者指出了这样一个事实：五四新文化思想的倡导者，如陈独秀、胡适、钱玄同、鲁迅等都出身于中国旧传统，对于中国的旧学有相当的造诣，而他们这一代人在年青时代，对其思想最有影响的则是严复、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章太炎等人，因而不可否认五四的倡导者一方面固然受到前一代人所鼓吹的进化论、变法、革命等源于西方的社会政治思想的深刻而明显的刺激，但在另一方面，则不知不觉地接受了他们对于传统的解释。（注：余英时：《五四与传统》，载《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其实，蔡元培在1919年致林纾的信中便指出了这一个事实：“胡君家世汉学，其旧作古文，虽不多见，然即其所作《中国哲学史大纲》言之，其了解古书之眼光，不让于清代乾嘉学者”。“周君所译之《域外小说》则文笔之古奥，非浅学者所能解”。见《蔡元培全集》第三卷，第271页， 中华书局1984年。）在学术上的影响亦是相当明显。 在晚清的学术史上，最为引人注目的事件要算是经今文学与经古文学之争，其代表人物分别为康有为与章太炎。这一争论在清末民初的中国思想史上占了中心的地位，既有学术观点上的不同，更有其政治见解上的分歧。关于胡适与晚清经古文学的联系，无论是当时学者，还是胡适自己都是承认的。早在1918年，蔡元培给胡适在学术上的成名之作《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作序时指出，胡适生于世传汉学的绩溪胡氏，禀有汉学遗传性。虽胡适在晚年的回忆录中更正了蔡元培关于其身世的说法，但对蔡氏称道其汉学还是首肯的。（注：蔡元培序，见《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商务印书馆1926年版，亦见《蔡元培全集》第三卷。胡适在自传中说，“前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为拙著《中国哲学史大纲》第一卷所写序言中，曾误我家说成是世居绩溪城内胡氏的同宗……但是这个世居绩溪的胡家， 与我家并非同宗”。 见《胡适的自传》，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 年。）梁启超在其《清代学术概论》中，更干脆把胡适作为清代汉学的殿军。（注：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而绩溪诸胡之后有胡适者，亦用清儒方法治学，有正统派遗风。”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第12页。）胡适自己亦坦然承认在学术上与汉学的关系。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他谈训诂，谈校勘，谈考据，每每称引戴震、王念孙、王引之、俞樾、孙诒让等人，指出王氏父子、顾广圻、俞樾诸人对于诸子学的贡献，尤其称赞章太炎“别出一种有系统的诸子学”。二个月后，《大纲》即再版，胡适在再版自序中更明白地说，“我做这部书，对于过去的学者，最感谢的是王怀祖、王伯申、俞阴甫、孙仲容四个人，对于近人，我最感谢的是章太炎先生”。胡适确实不但在考据、文字校勘等方面采用上述诸人的成果，在具体阐发诸子思想方面亦受到章太炎的很多影响。（注：“章太炎对先秦诸子怀有莫大兴趣，从戊戌到辛亥曾反复予以研究，让青年人从历史中间获得知人论世的教育，要算这一篇写得较好。这只要看鲁迅的若干杂文和历史小说，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便可知它对当时和后来青年的影响”。 见朱维铮《走出中世纪》，第27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其实早在《大纲》出版不久，梁启超在一次演讲中便指出胡适对于孔子的“一以贯之”与“忠”、“恕”的解释是引章太炎所说并略加修正。见《评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载《饮冰室文集》三十八。后来侯外庐亦指出章太炎“尊视老庄的自然天道观，实为胡适之所本，胡氏演其庄子进化论的意义，而弃其齐物论释的研究。”见侯外庐《章太炎的科学成就及其对城公羊学派的批判》，载章念驰编《章太炎生平与学术》，三联书店1988年。 不过在我看来，胡适受章太炎思想影响最大的方面是在整理国故的主张上。胡适一直认为五四运动是中国的文艺复兴，而整理国故是中国文艺复兴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与晚清章太炎等提出的“古学复兴”、“文学复古”是一脉相承的。） 诚然，胡适在自己的学术著作与日记中，没有像其坦言与汉学的学术联系一样，（注：“汉学”一词，在文章中的使用并不严格，我在很大程度上把汉学与经古文学相等同起来。其实汉学是相对于宋学而言的，就清代汉学而论，包括经古文学和经今文学。详参看周予同《汉学与宋学》，载《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承认与康有为所代表的晚清经今文学的学术关系，但这并不意味着胡氏没有受到康有为一派的学术影响，事实或许正相反。胡适接受康有为可能并不像其接受章太炎那样是主动的，更多的是不自觉的，是一种学术环境使然，这也说明了一种学术取向的转移—从经古文学到经今文学。其实，只要把胡适早年所作的一些学术论著，如《诸子不出王官论》、《中国哲学史大纲》，与康有为的两部引起晚清思想界大飓风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对照一下，便会发现两者有许多相同之处，不仅仅体现在具体学术观点上，而且亦表现在治学的方法与学术的取向上。 二 先简略回顾一下晚清经今文学的兴起。晚清经今文学的兴起，固然与当时政治环境密切相关，但在学术上亦有其内在的理路。一般认为清学的发展是以“复古”求“解放”。第一步是明末清初学者追究明亡清兴的秘密，从而出现否定在明末占统治地位的王学思想；顾炎武的“舍经学无理学”的理论，导致在学术上恢复汉唐的经古文学，而否定宋明占统治地位的朱熹理学，即所谓复汉唐之古，对程朱而得解放；第二步从刘逢禄经龚自珍、魏源到戴望、廖平，经今文学复兴，逐渐压倒经古文学，而成为晚清主要学术思潮，即所谓复西汉之古，对于许（慎）、郑（玄）而得解放；最后是康有为以《新学伪经考》与《孔子改制考》，否定道统之说，以攻经古文学，而章太炎猛烈攻击经今文学，从而在学术上复先秦之古，对于一切传注而得解放。（注：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13页；亦见朱维铮《走出中世纪》，第322—337页。） 晚清经今文学的兴起，带来一股疑经之风。自然，对于疑经之风可以上溯到宋代，如欧阳修之疑《易》，谓《系辞》、《文言》以下非孔子所作；苏辙之谓《周礼》为秦汉诸儒以意损益之作；朱熹之疑《古文尚书》为伪作，王安石之斥《春秋》为“断烂朝报”等等，然而这些大都是疑则疑之，没有提出多少有力的证据来。清学全盛之时，以治专经为尚，自阎若琚用令人信服的证据指出《古文尚书》为伪作之后，疑经之风大开。这主要是经今文学家的工作，如刘逢禄之疑《春秋左氏传》为刘歆伪作；魏源著《诗古微》、《书古微》，谓《诗毛传》是伪作，不仅阎若琚所指的《古文尚书》是伪作，就是东汉马融、郑玄的《古文尚书》亦不是孔安国真说，而后邵懿辰著《礼经通论》，说《仪礼》17篇并没有残缺，所谓古文《逸礼》39篇全是刘歆伪造的。到了王闿运的弟子廖平时，著《今古文考》一书，系统地提出了经今古文系统。（注：李学勤指出晚清以前的历代学者，虽常论述今文古文，却没有以今文为一派，古文为另一派。用这样的分派观点来看汉代经学的，实始于廖平。见《〈今古学考〉与〈五经异议〉》，载《国学今论》，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廖平一生学说多变，就其大而言之，认为古文为周公之说，今文为孔子之说，进而主张今文是孔子的真学，古文是刘歆伪造的。至康有为出，乃集经今文学诸家学说，谓晚出之古文经，皆为刘歆伪造，谓六经皆孔子所作，尧舜皆孔子托古之人物，而诸子亦托古改制。这些论断对于数千年的经学为一突飞的大解放，从而逐渐启一自由研究之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