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争琉球 黄遵宪在日本，官方身份为驻日参赞，因而，其主要的公务，仍是协助大使何如璋处理各种外交事务。除发展两国政府与民间的友好关系外，维护国家利益也是每个外交官的首要职责，黄遵宪自不例外。在其赴任伊始即遭遇的琉球交涉问题，无疑是黄氏外交生涯中经历的第一件大事，而其善于谋断的性格与才干，亦在此得到充分展示。 按照堂弟黄遵庚的说法，黄遵宪“于何如璋为世侄辈”。何奉命使日前，“因习闻先生谈时务之言论，乃商请先生同行”。黄允肯，何始向总理衙门表示受命。有这一层关系，何如璋对黄遵宪自是信任有加，格外倚重。黄遵庚便称： 何使多谋善变而寡断。先生则每事必观其深而有定见，故使馆中事，多待决于先生。（注：钱仲联《黄公度先生年谱》引，《人境庐诗草笺注》，第1181—1183页。） 而起草文件又属参赞的职分，因此，大批以何如璋名义发出的公文多出自黄遵宪之手，代表了他的意见，应该是接近事实的可信的说法。 还在黄遵宪刚刚辞世后不久，突接噩耗、痛失师友的梁启超，立即在其连载于《新民丛报》的《饮冰室诗话》中为之专立一则。在记述黄氏诸般政绩时，首列琉球一案： 先生于光绪初参何子峨星使（如璋）幕府使日本，其时正值琉球事件，何使所与总署及北洋文牍，吾近顷乃获见全案。凡往返数十函，殆十余万言，皆力主强硬手段，策日本当时国势，谓我若坚持，彼必我屈，洞若观火，纤悉周备。其出先生之手者十七八也，而政府不能用。 又赞佩：“先生治事，文理密察之才，以吾所见国人多矣，未有一能比也。”并以其“蹉跌之数十年”，又于国家“存亡绝续之顷，遽夺斯人”，而痛心“天祸中国”，“何一酷至此极耶”（注：《饮冰室诗话》，《新民丛报》，第63号，1905年2月（按：出版期当在4月后）。）？梁启超与黄氏交谊深厚，1902年以后，两人又恢复了联系，通信频繁。梁所言必有根据。而其将琉球交涉失败，归因于清政府不能采用黄遵宪所主张的强硬方略，坐失良机，以致未能及时遏制日本的扩张势头，作为黄氏有先见之明与治国之才的反证，愈显出其人在中国近代史上的悲剧意义。 关于琉球历史上的归属问题，中日史家各有其说。按照中方的资料，琉球在明洪武五年（1372年），即开始作为附属国向中国朝贡，接受历代皇帝的册封，但中国并未对琉球实行过政治统治。至1606年（明万历三十四年），日本萨摩藩主岛津家久派兵征琉球，掳琉王及大臣，琉球从此又被迫臣服于日本。但琉球乃同时奉中国年号，向中国进贡。中国也默认了琉球的“两属”状况。明治以后，1872年，日本封琉球王为藩王。1874年，因台湾土著杀害琉球人，日出兵攻台。在废藩置县过程中，日本政府又于1879年4月下令，废去琉球的藩号， 改置为冲绳县（注：参见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1卷， 北京：三联书店，1979年，第四章，“日本吞并琉球”。）。 无可讳言，在琉球争端发生后，作为清朝政府最高外交决策机构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以及被光绪皇帝倚为顾问的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事务大臣李鸿章，整个态度相当消极、软弱，对策屡屡失误。在日军攻台后，两国于1874年10月签定的《北京专条》中，即有“台湾生蕃曾将日本国政府属民妄为加害”（注：《日本国志》卷六《邻交志三》。）的措辞，令以后的谈判备感艰难。 而在何如璋出使前，即已发生了日本阻止琉球向中国朝贡的事件，经琉球国王派遣紫巾官向德宏来华陈情， 由浙闽总督何璟、福建巡抚丁日昌奏报清廷。末后并建言：“合应仰吁天恩，饬知出使东洋侍讲何如璋等，于前往日本之便，将琉球向隶藩属，该国不应阻贡，与之剀切理论，并邀集泰西驻日诸使，按照万国公法，与评直曲。”1877 年6月24日，光绪皇帝因有谕旨：“著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即传知出使日本大臣何如璋等，俟到日本后，相机妥筹办理。”（注：《军机处寄闽浙总督何璟等上谕》 （光绪三年五月十四日〔1877 年6月24 日〕），《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一，（北京）故宫博物院，1932年。）即是说，赴日以前，何如璋等人已受命办理琉球交涉。 迨中国使节初抵神户，又发生了琉球遗民登船夜哭的动人一幕。事过十余年，黄遵宪仍不能忘怀当日情景，其于新加坡总领事任内所作《续怀人诗》，即单为之吟成一首： 东方南海妃呼豨，身是流离手采薇。深夜骊龙都睡熟，记君痛哭赋《无衣》。 注云：“琉球马兼才。初使日本，泊舟神户。夜四鼓，有斜簪颓髻衣裳褴褛者，径入舟，即伏地痛哭，知为琉球人。又操土音，不解所谓。”（注：《续怀人诗》其十五，《人境庐诗草笺注》卷七，第 587页。）深印脑海的这一场景，无疑令黄遵宪自觉责任重大。 而且，琉球问题在黄遵宪看来绝不可等闲视之，因其实为日本向中国发出的试探信号。他认为，日本在推行新政迅速强大起来的同时，其扩张领土的欲望也急剧膨胀：“日本论者方且以英之三岛为比，其亟亟力图自强，虽曰自守，亦理有以小生巨、遂霸天下之志。”黄氏因此警告日人：“试展五部洲舆图而观之，吾诚恐其鼎举而膑绝，地小而不足回旋也。”（注：《日本国志》卷十《地理志一》。）这也足以解释在琉球之争中，黄遵宪为何力主采取强硬手段。 基于在日本扩张势头初起时即应加以遏制的考虑，黄遵宪为何如璋草拟的文书也专从此立论。1878年5月8日以何氏之名写给李鸿章的一函，已见此意。信札首述在日与琉球官员会商各情：“阻贡一案，在神户时有球官来谒，察其词意，诚有如上谕所谓另有别情者。因饬其将阻贡后所有与日本往反文书，悉钞一分备览。寓东京后，驻日球使毛凤来等迭次求见，收其各禀。”阻贡的原因，在此函中也有准确分析：因琉球曾臣属萨摩藩，“近日本废其国内诸藩，遂欲举附庸者而郡县之。因琉球之臣事我朝也，必逼使贰我而后可以逞其志，此阻贡之举所由来也。”对于朝中的反应迟钝，“迟之又久，而我不言”也有委婉批评：“日人或揣我为弃琉球，疑我为怯。”而时不我待，日本废藩置县行将完成，“以后更难议论”。因此主张力争琉球，理由在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