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8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1698 （2000）01—0058—20 1877年（明治十年）11月，黄遵宪以参赞身份，随首任出使日本国大臣何如璋前往东京，到1882年（明治十五年）3 月调任驻美国旧金山总领事，其间在日本居留四年余。就黄氏的个人经历而言，此前他虽得洋务派诸大员李鸿章、丁日昌等人赏识，却尚无一展怀抱的机会。第一次步入官场，即刻放洋，得以观摩域外，开拓心胸，在黄氏诚为幸事。且又当中国首次在日本设立外交机构，万事草创，筚路蓝缕，受何如璋举荐与信任的黄遵宪，自可在“参赞帷幄”（注：王韬：《日本杂事诗序》，《日本杂事诗》，（香港）天南遁窟活字版，1880年。）之时，尽显其政治才干。与日后辗转多国的经验相比，日本之旅无疑对黄氏一生影响最大。其生前刊行的唯一两部著作《日本杂事诗》与《日本国志》均锁定日本，而1898年“百日维新”期间，光绪皇帝又拟再派其赴日任大使（因变法失败未成行，黄氏也自此放废），黄氏正是以熟谙东瀛国情的外交家知名于世。因此，黄遵宪的政治生涯可谓与日本相始终；或者可以说，三十岁时的出使日本，奠定了黄氏平生事业与思想的基础。 本文拟从诗文应酬、文化接受、外交公务三方面。展现在日期间黄遵宪的种种作为与体验，进而揭示明治时期的日本社会对这位维新派政治家的深刻启迪。 提倡风雅 明治十年代的日本社会虽已由规仿中国转向步趋西洋，但此时中日之间尚未直接发生重大战争，一千多年来形成的对中国文化的仰慕记忆犹新，因而，一般社会对中国官员与文人仍相当尊重。即如初抵日本神户的何如璋、黄遵宪等一行，便受到了包括华侨在内的日本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何如璋所述，“日人间有从西京、大阪百十里来观者”，“连夕沿岸张灯以千万计，东人每户皆悬画日旗，儿童奔走亦多手执小旗”（注：何如璋：《使东述略》，《早期日本游记五种》，（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54页。），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反映了日人对首次代表中国来到此方的使节具有好感。而研究汉学、写作汉文汉诗，更被日本文士视为高深的文化修养，即使在“新体诗”已然流行之际，仍有众多文人学者乐此不疲。黄遵宪等人的到来，更为其提供了亲炙教诲的机会，由此所得到的敬重也更加一等。 就中，与黄遵宪等使馆人员交往频繁的源辉声所言最为传神。源氏明治以前乃高崎藩主，明治后移居东京。他先后与西方人、中国人来往，不免心存比较之见： 庆应年间，余结交于西洋人，讲习其艺术，窥其所为，无事不穷其精妙者，大喜其学之穷物理，以能开人智。明治初，余解组挂冠占栖墨江，自是后，以无用于世，乃改辙，结交清人，相识日深，情谊月厚，而其交游之妙，胜于西洋人远矣。盖西洋人，神气颖敏，行事活泼，孜孜汲汲，覃思于百工器用制造也。至清国人，则不然，百官有司，庙谟之暇，皆以诗赋文章，行乐雅会，善养精神，故性不甚急也。（注：《芝山一笑后序》，《芝山一笑》，（东京）文升堂，1878年。） 因此，清使馆于1878年1月23 日在东京芝山月界僧院（今增上寺境内）设馆后，立刻有众多喜好汉文汉诗的日本文士前来拜访。如时任修史馆书记官的宫岛诚一郎第一次来馆时间为2月15日， 源辉声与黄遵宪会面虽在3月3日，但根据当日的笔谈内容，源已先和其他使馆人员相熟，并曾题匾相赠（注：前据佐藤保《黄遵宪と宫岛诚一郎》文所引松浦伶《胜海舟と南洲祭》（《世界》448号，1983年3月），后见郑子瑜、实藤惠秀编校：《黄遵宪与日本友人笔谈遗稿》，东京：早稻田大学东洋文学研究会，1968年，第1页。）。汉文家石川英更在当年8月便出版了一册与何如璋、黄遵宪等一众使馆官员的赠答集，内收诗79首、书1封，题名《芝山一笑》。即使清使馆在《朝野新闻》上刊登了公告，以星期五为会客日，仍有源辉声这样的熟朋友表示，不愿在“敝邦迂生争来，门无容车”之日造访，而请“俟别日而来也”（注：《黄遵宪与日本友人笔谈遗稿》，第228页，谈话日期为1878年10月28日。）。 因德川时代实行锁国政策，海外交通基本断绝，极少有中国人士到达日本。崇仰汉学的日本文人，只好向偶然在长崎登岸被捕获的清朝人请教诗文：不可得时，来自朝鲜的使节也成为诸儒往复赠答请益的对象（注：参见木下周南：《明治诗话》，东京：文中堂，1943年，第 278页；清泽秀《芝山一笑序》（《芝山一笑》）。）。更有人利用商船航行中国之便，“曲托贾竖，邮呈诗文于中国士大夫，得其一语褒奖，乃夸示同人，荣于华衮”（注：黄遵宪：《日本国志》卷三十二《学术志一》，（上海）图书集成印书局，1898年。）。在此情势下，传来清朝决定在日本设立使馆的消息，自然令人兴奋，“凡汉学家，皆企踵相望”（注：石川英：《日本杂事诗跋》，《日本杂事诗》。）。这也使得黄遵宪等人的到来，被日本汉诗文研习者称为“前古所未有”的盛事，并以“躬逢其盛，为幸多矣”（注：前揭清泽秀文及义应《芝山一笑跋》。）而自豪。宫岛诚一郎说得更明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