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多年来致力于李鸿章文档的整理研究工作。曾于《中华文史论丛》第52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12月版）发表《关于李鸿章文稿的发掘与整理》一文，对李鸿章幕僚吴汝纶和李鸿章家人等整理刊印李鸿章各类文稿的情况，予以介绍和考论。因本人作为执行编委之一参加新的《李鸿章全集》的编纂工作，近几年来了解到一些有关新的情况，对李鸿章文档整理研究有些新的心得体会，特作“续议”，以为前文之补充。 一 1992年，由安徽教育出版社牵头，开始了大规模的《李鸿章全集》的编纂工作，收藏于各处的李氏文稿也陆续进入了整理阶段。上海复旦大学图书馆收藏有李氏函稿底簿18册，皆有李鸿章的亲笔批改和所书“照缮”等字样。这批底簿共收有李氏函稿约1700余通，时间自同治初年到光绪中期，除极少数函件被收入吴汝纶所编之朋僚函稿外，其余皆未曾发表。 南京图书馆所藏晚清名人手札中，保存有不少李鸿章的手书函札，早在60年代，江世荣先生曾将其整理后编入《捻军史料丛刊第三集》，题名为《李鸿章信稿补遗》。这批信稿多为李鸿章同治年间所撰，史料价值较高，可惜的是江先生当年在整理这批函稿时，出于选编捻军史料的需要对李氏函稿做了较大规模的删节，使人难以看清李氏函稿的全貌。1994年，笔者曾专程前往南京图书馆，意欲核对这批函稿，但发现这批函札已不在馆藏，去向不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收藏有李鸿章未刊函札8函， 共有218件，其中李氏遗文5件，函稿213通。 这批函稿中有部分函件为李鸿章亲笔手札，且经过收藏者的装裱，保存完好。函稿的撰写时间自光绪二年至十三年，内容多为政务、交往等，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图书馆收藏有李鸿章手札散件1包， 经过整理后统计，共有李氏手札58通，其中有3通曾收入吴氏所编朋僚函稿。 这批手札多为光绪年间李鸿章致刘瑞芬等人函。刘瑞芬，字芝田，安徽合肥人。早年参加淮军，光绪年间经李鸿章推荐任清廷驻英、法等国大使。李鸿章致刘瑞芬的函，内容涉及在英购买铁甲舰事宜，较为重要。 1996年，由于《李鸿章全集》编纂的需要，任雅君女士在上海博物馆的藏书室发现了李鸿章致吴大澄手札。吴大澄，字清卿，江苏吴县人，同治进士，官至湖南巡抚。这批书札共51通，皆无准确时间，笔者据内容考订，信札起自同治十年，终至光绪九年，所涉内容多政务、河工诸事。 1997年7月20日，笔者在广州白天鹅宾馆举行的“广州嘉德1997 年夏季艺术品拍卖会”上，发现了一批李鸿章致薛福辰手札。薛福辰，字抚屏，李鸿章同年薛晓帆之子，同治七年入李幕，乃李鸿章之至交。这批书札共34叶，19通，其中16通为李氏亲笔所书，除1通残缺外， 其余皆保存完整，弥足珍贵。在当天的拍卖中，这批书札被日本静观堂株式会社的陆宗润先生拍得。笔者征得陆先生允许，在白天鹅宾馆将这批手札悉数复印，得以保留文字。 此外，李鸿章的文稿还分散收藏于国内诸多单位。如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中国历史博物馆图书馆、安徽省图书馆、安徽师范大学图书馆、安徽省博物馆等单位均收藏有李鸿章的部分函札和文稿。另外，在广西、广东、湖北、山东和辽宁等地也有少量李鸿章的书札保存在有关单位。天津收有李鸿章有关治河赈灾的文稿资料，十分丰富。保存李氏奏稿、公牍最多的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其中有不少李鸿章所上的密折和附片，均为《李文忠公全集》所未收。如《军务人事档》中，有李鸿章于同治四年保举淮军重要将领的密折附片，所保举之人有“南赣镇总兵王永胜、苏松镇总兵杨鼎勋、徐州镇总兵董风高、皖南镇总兵张振邦等。以上所有李氏文稿资料，由于长期散置各地，未能整理使用，非常可惜，加之李鸿章函稿多由幕僚起草，底簿则由文案保管，由于文案时常更换，函稿底簿管理不善，常被携走。李氏逝世后，幕僚文案星散，函稿底簿也随之散于各处。所以，李氏文稿的整理多年来一直没有形成规模。时至今日，人们研究李鸿章以及晚清的历史，还不得不借助于吴汝纶在90年前所做的工作。 二 吴汝纶逝世之后，所有李氏文档皆交李经迈保管。李经迈谢世前，又将文档转交其子李国超经管。上海解放前夕，李国超离开大陆时未能将所有文档携走，弃之沪上。50年代初，李鸿章的这批珍贵文档资料开始流散于民间。幸赖当时上海图书馆馆长、著名版本目录学家顾廷龙先生独具慧眼，及时发现了这批珍贵的历史资料，先尽力搜求于民间，后又将已被上海市文管会接管的部分李氏文档转移至上海图书馆，遂使李鸿章绝大部分的文档得以完好保存至今。60年代，顾廷龙先生曾组织人抄清了部分李氏奏稿，准备出版一部《李鸿章未刊奏稿》，但迁延多年，未能遂愿。80年代初，顾廷龙先生又将这部分整理稿交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经与出版社交涉后，决定出版《李鸿章全集》。1983～1987年，上海人民出版社根据这批文档整理出版了《李鸿章全集》电稿1～3册。该出版社原计划分为：电稿4册、奏稿8册、函稿5 册等三部分出齐该书。后由于种种原因，仅出了电稿1～3册便停版，电稿第4 册和奏稿第1册已经制出纸型而终未印行，殊觉可惜！ 1990年，安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承担了国家“八五”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李鸿章与淮系集团研究》的课题。后又在该课题组的基础上组建了“淮系集团研究中心”，具体承担对于李鸿章及其淮系集团的研究工作。笔者当时在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从事李鸿章的研究工作，受聘为该研究中心的研究员并担任研究中心副主任，负责四出调查、征集有关李鸿章的文稿资料。1991年，笔者在上海图书馆了解到上海出版《李鸿章全集》搁浅的消息，遂向安徽黄山书社和安徽教育出版社建议出版《李鸿章全集》一书，1992年，安徽淮系集团研究中心与安徽教育出版社达成共同编纂出版《李鸿章全集》的协议，并由安徽教育出版社出面，邀请时年90高龄的顾廷龙先生和著名清史专家戴逸先生共同担任该书主编，同时召集京、津、沪、苏、鲁、皖等地的专家学者20余人，组织了阵容庞大的编委会。1993年4月23～25日， 《李鸿章全集》编委会在北京召开。会议由顾廷龙和戴逸先生主持，具体讨论了《李鸿章全集》编纂工作的有关事宜，并修改通过了《李鸿章全集编纂工作条例》、《编纂体例》和《编纂工作细则》等有关文件。会议就编纂工作的分工、进程等问题作了部署。计划以5 年左右的时间重新整理出版《李鸿章全集》，初步估计，新版《李鸿章全集》的总字数约有2000余万字，可谓中国历史上个人文集之冠。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李鸿章文档资料的整理工作就此展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