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外交观念和方略都开始出现一系列变化，清政府逐步地以西方近代外交原则来指导清政府的外交实践。1861年清政府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以专门从事外交事务，1864年翻译出版了《万国公法》，1873年清政府首次接见外国外交官，1875年首次向外国派驻外交使团，由此逐渐实现近代外交的转型。近些年来，对于中国近代外交观念的变化，已有人开始关注（注：如高路、刘增合等，分别参见《论清政府对外方略的改变》（《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3 期）和《1840—1894年晚清外交观念的转变》（《社会科学战线》1998年第2期。），遗憾的是，对于这一变化过程，以及为什么会有这些变化， 学界尚未进行深入的探讨。这里，笔者不揣冒昧，试图对晚清外交思想观念的演变过程作些探讨，以求就教于方家。 一 鸦片战争不但使中国的社会经济发生了剧烈的变化，而且对中国的学术、思想界也产生了空前的影响。鸦片战争的失败对于爱国的士大夫来说，是一次极其痛苦的教训。一部分先进的爱国人士开始从“天朝上国”的梦幻中惊醒，开始进行深刻的反省，开始寻找鸦片战争失败的原因。由此，中国传统的经世致用的原则开始与西方新兴势力相遭遇，从而产生了以抵御西方侵略为目的的探究西方、学习西方的思潮。 经世致用的观念由来已久，早在周代就已经产生了，但它不一定是儒家的专有之物。只是自西汉“独尊儒术”之后，历代的儒生又以“通经致用”作为读书治学的目标和抱负，经世致用观念才逐渐演变成儒家文化的一种传统精神，具有相当积极的入世价值取向。南宋以下，儒学的重点转到了内圣一面，讲学论道代替从政问俗，“经世致用”的观点也慢慢地淡薄，直至明末以满族入主中原，明末清初一些士子精英如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开始反思明朝灭亡的经验教训，发现理学的“空谈心性”是其中的重要因素，由此，他们大力倡导经世致用之学，使得经世致用之学风成为明末清初思想界的一种精神共识。乾嘉时期，由于承平日久，也由于统治阶级文网缜密，士人学者皆不敢妄谈时政，纷纷转向故纸堆，从事名物训诂、典章考据一途，经世意识大大淡化。乾嘉以降，国内外环境都在发生变化，日益猖獗的鸦片走私，不仅使国家的白银大量外流从而引发了严重的财政危机，而且导致吸毒成风，社会风气越发腐败，整个社会进入“衰世”。因而，经世致用的准则又成为思想界的主导思想，经世学派成为学术界的主流，汇集于旗下的龚自珍、陶澎、贺长龄等代表人物以治国平天下自许，以挽救天下为己任，或撰写时政论文，究心实际问题，或研讨治国大政。一时间，对传统的边疆史地的研究，对漕运、盐法、河工、农业等等方面的改革呼声不绝于耳，皇皇巨著《皇朝经世文编》也于是时完成。鸦片战争的爆发，西方的坚船利炮的威力更使中国的有识之士深为震撼。正如梁启超所说的那样：“‘鸦片战役’以后，志士扼腕切齿，引为大辱奇戚，思所以自湔拔，经世致用观念之复活，炎炎不可抑。”（注：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65页。）经世思想家们开始从“天朝上国”的迷幻中走出来，勇于承认战败的事实，开始突破“夷夏之防”的思想藩篱，力求知己知彼，探讨抵抗侵略、报仇雪耻的办法。综观此时经世学者探讨西方的主要贡献，集中在两个方面： 一是对世界史地的研究，增强了国人对西方的认识。鸦片战争前，清政府沉浸在“天朝上国”的迷幻中，对外部的世界知之甚少，以至于鸦片战争爆发时，道光帝尚不知“英吉利”来自何方。随着鸦片战争的爆发以及西方列强对东南沿海侵扰的增加，经世学派把瞩目的焦点由内政问题转向“夷国”、“夷人”的有关情况，对世界地理问题的研究一时成为热潮。据统计，1840年以后至1861年，清代文人已写出了22部关于世界地理问题的著作（注：参见刘增合：《1840—1860年经世学派与近代地理观念的演进》，《社会科学辑刊》1998年第1期。）。 由杨炳南记录、谢清高讲述，成书于1820年的《海录》也因记录了谢氏在95个国家和地区的见闻而得以多次翻印。（注：如1842年王蕴香辑印《域外丛书》，1843年郑光祖辑印《舟车所至》，潘士成所辑《海山仙馆丛书》均收录了《海录》。）而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畲的《瀛环志略》、梁廷楠的《海图四说》更是名噪一时、影响深远的关于世界地理的名著。《海国图志》成书于1842年，共50卷，1847年扩为60卷，1852年扩为100卷，计80万字， 是中国人自己编写的第一部介绍外部世界的地理历史著作，影响后世颇深，东传日本后亦风行一时。《瀛环志略》成书于1848年，总计划10卷，它对外部世界的介绍比《海国图志》更详尽准确，并较少附会臆测，同时对西方诸国的史地沿革、风土人情及社会变迁等作了较多的记载。成书于1846年的《海国四说》对美国和英国的介绍尤为详细，并且涉及到基督教问题。这些著作的问世，均为近代中国在西学荡击下被迫作出的反应，它不是单纯的学术问题研究，而是经世学者关注现实、注重实效，探求御侮自强的结果，具有浓厚的政治救亡色彩。 二是对西方先进武器的认识和追求。鸦片战争给世人留下的最为深刻的印象，是西方的坚船利炮。“彼之大炮远及十里内外，若我炮不能及彼，彼炮先已及我，是器不良也。彼之放炮如内地之放排炮，连声不断。我放一炮后，须辗转移时，再放一炮，是技不熟也。”（注：中国近代史料丛刊《鸦片战争》（二），第570页。）鸦片战争后， 经世学者们通过对“夷情”的了解和总结经验教训，认为要制驭西方侵略者，必须引进他们的坚船利炮。林则徐指出“剿夷而不谋船炮水军，是自取败也”；（注：《林则徐诗文选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年版， 第243页。）监生方熊飞建议用西法制造战船150只，分别置于奉天、天津、上海、乍浦、定海、福州、厦门、虎门等沿海重要口岸；（注：《林则徐诗文选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235页。 ）魏源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西方的长技大抵有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并且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主张在广东虎门外设立厂局，仿造西洋船炮弹药，呼吁允许商民设厂，发展民用工业，还要求设立译馆，翻译夷书，以熟悉夷情等等。（注：魏源：《海国图志·筹海篇》。）经世学者们的这些思想，是他们面向现实，讲求功利，注重实效的结果，打破了“夷夏之防”的思想界限，为中国近代学习西方拉开了序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