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晚清思想史上，文化保守思潮是一个历时很久、影响较大的社会思潮，它发端于19世纪60年代的中体西用理论，直到清亡后发展势头依然不减，尔后又成了以“当代新儒学”为代表的现代文化保守主义的源头。该思潮直接影响了中国近代的文化走向，在致力于现代化建设和文化模式探索的今天，研究这一思潮应是一件有意义的工作。 一、怎样界定晚清文化保守思潮 文化保守是近年来提出的新问题，人们对其认识尚不统一，其中不乏误解和望文生义的倾向。比如人们大多认为“保守”一词带有贬义，文化保守者不思进取与创新，文化保守派就是顽固派等。所以，怎样界定晚清文化保守思潮是一个必须首先加以解决的问题。 （一）应客观地理解“保守”和“文化保守”。由于中国近代社会崇尚激进，鄙视保守，以致在人们的印象中“保守”一词似乎带有贬义。以致有学者为免遭误解，特将文化保守改成“文化守成”（注：参见[美]艾恺：《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论文化守成主义》，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 其实， 文化保守（主义）是对英语Cultural Conservative一词的直译，在英语中，该词并无贬义， 故其有保守党。在古汉语中，保守一词起于《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其文曰：“燕将惧诛，因保守聊城。”（注：《史记》卷83 ， 中华书局1959 年版，第8册，第2465页。）意为保卫坚守，坚持不使失去的意思。所以，对保守一词还是应从其本义上加以理解。虽然后来古汉语中又出现了“保残守缺”（注：《汉书》卷36，《刘歆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7册，第1970页。）一词， 但显然不能从这一意义上来理解晚清文化保守思潮。因为一则传统文化并非都是“残”和“缺”，再则文化保守思想家们并非是维持现状、不求进取者，为了守住中华民族的精神传统，他们必然要对传统文化加以改造、创新。正如陈天华所说：“不想守旧则罢，要想守旧，断断不能不求新了；那真求新的，这种守旧的念头，也就很重。”（注：陈天华：《猛回头》，中国启蒙思想文库本，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3页。）牟宗三也说：“真正的保守就是切实而落于实践的创新。”（注：王邦雄：《当代新儒家面对的问题及其开展》，《当代新儒家》，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200页。）90 年代，汤一介先生重申：“文化上的保守主义并非一味守旧，而是要维护传统，并在此基础上继往开来。”（注：汤一介：《论转型时期的中国文化发展》，见湖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所编《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1页。）可见，对文化保守中的“保守”一词应该从其本义上客观地理解，而不应搀入偏见。 （二）应持一种中西会通的文化观。文化保守者们维护中国文化的主体地位这一点人们易于接受，但说他们也主张吸纳西方文明的物质成果可能有人觉得费解，其实，只要持中西会通的文化观，认为中西文化不尽为对立的关系，而是可以互融的，就容易理解了。张之洞早就指出，只要在精神和行动上遵循圣人的法则，“虽朝运汽机，夕驰铁路，无害为圣人之徒也”（注：张之洞：《劝学篇·会通第十三》。）。因此，后人不应一看到其引进了西学，就断定是在拆中国文化殿堂的墙角，就怀疑其文化保守的真诚。实际上他们引进西方文明，目的是为了保国保教，是服务于其文化保守目的的。 （三）应注意区别文化保守派与顽固派。二者的区别可以这样理解：文化保守派是要维护中国文化的“主体地位”，而顽固派是要维护中国文化的“一统天下”，因此，二者的区别最后还表现在对待西学的态度上。文化保守派虽然持抑西扬中的文化取向，但不绝对否定西学的价值，甚至希望通过引进西学来维护中国文化的主体地位；顽固派为了维护传统文化的一统天下而完全否定西方文化的价值，持笼统排外立场。总之，从表面上来看，由于顽固派摆出一副对封建国家与传统文化耿耿孤忠的样子，似乎也像是文化保守。但事实上由于他们对传统的狂热偏执，对现实的视而不见，不但守不住传统，反而有累于传统的延续。所以张之洞抨击顽固派是“尧舜孔孟之罪人”（注：张之洞：《劝学篇·会通第十三》。）。并且指出：这些“泥古之迂儒”、“苟安之俗吏”，“至问以中法之学术治理，则皆废弛欺饰而一无所为，所谓守旧岂足信哉？”（注：《劝学篇·变法第七》。）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可以做出这样的界定：晚清文化保守思潮是在中西文化交融过程中，力图维护中国文化主体地位的一种社会思潮，其思想家们主张坚守中国文化的精神传统，适当吸收西方文明的物质成果，以此克服当时面临的政治、文化危机，其基本的文化思路是以中为主，调和中西，确立起适合近代特点的民族文化。它在根本点上是与后来的“醉心欧化”的文化激进主义相对立的，同时也不同于虚骄自大、故步自封、尊己卑人的顽固思想。 二、文化危机与晚清文化保守思潮的兴起 晚清文化危机是以儒学危机为核心而展开的。 清代的儒学实际上是道学，即理学，它创始于宋，盛于元明。但由于理学造成的空疏学风使士大夫们养成了虚靡的积习，因此在明朝灭亡后一度备受指责，从此一蹶不振。清朝理学没有出现杰出的学者、思想家，正如章太炎所说：“清世理学之言竭而无余华”（注：章太炎：《訄书》，中国启蒙思想文库本，第43页。）。清统治者虽将其奉为庙堂之学，给以崇高的地位，但只许人们尊奉而不许研究、创新，相反，轻视理学的汉学却受到政府的扶持，以至成为“学坛霸主”，由此使人怀疑清统治者尊奉理学的诚意。有清一代，思想界批判理学的言论屡见不鲜，随着时间的推移，“道学家”一词日益带有揶揄的色彩，几乎成了不通世故的代名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