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嵩焘在从事洋务期间，与西方来华的传教士、官员、军人等就有接触，对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已形成一些感性认识。19世纪70年代中期，他在出使英法两国期间，又对西方社会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历史各个方面进行了实地的考察，并把这些考察详细地记录在出国期间写的日记和信札中。学术界对郭嵩焘关于政治、经济、教育的观察和思考多有论述，但对他的文明观与中西社会风习方面的比较，探讨得不够，本文兹就这两方面的问题作些评述。 世界文明起源的多元观 在千百年来封建传统观念中成长起来的中国士大夫阶级，一直把中国当成唯一的文明世界，而将境外的一切民族都称之为落后、野蛮的“夷狄”。鸦片战争以后，清末的一些士大夫把西方列强也附会于“夷狄”范畴之中，视西方政教为“夷俗”。到洋务运动时期，保守的士大夫把办洋务斥之为“沉迷夷俗”。洋务派首领张之洞也难免受这种夷狄观的影响，他认为“中国学术精致，纲常名教，以及经世大法无不毕具，但取西人制造之长，补我不逮足矣，其礼教政俗，已不免于夷狄之陋。学术义理之微，则非彼所能梦见矣。”（注：张之洞：《劝学篇·序》。）随郭嵩焘出使英国的刘锡鸿则自负以“攘斥夷狄”为己任。这种把近代西方诸国一概视为夷狄的看法，是从历史上的夷狄观中引伸出来的。 “洞察是改变观念唯一有效的方法”。（注：爱德华·波尔：《横向思维·序言》。）郭嵩焘根据自己在英法两国两年多的实地考察，他认为对近代西方各国决不能以夷狄视之。他说“西洋立国二千年，政教修明，具有本末，与辽、金崛起一时，倏盛倏衰情形绝异”（注：《伦敦与巴黎日记》第66页。），“西洋之局，非复金元之旧矣。”（注：《伦敦与巴黎日记》第410页。 ）他尖锐地指出把近代西洋各国视为夷狄，正如同“今人与奴隶、盗贼同席坐则惭与怒，审知其非奴隶、盗贼也，即惭与怒立释。 ”是一种认知上的错误。 （注：《郭嵩焘诗文集》第202页。）郭嵩焘毫不掩饰自己对西洋文明钦羡心情， 在致李鸿章的信中写道：“（伦敦）此间政教风俗，气象日新。……百余年来。其官民相与讲求国政，白其君行之，蒸蒸日臻于上理……计其富强之业，实始自乾隆以后。”（注：《郭嵩焘诗文集》第188页。） 郭嵩焘还对西方的历史文化做了考察，追本溯源地论证了西方文明源远流长。他指出自古以来世界上就存在有多元文化，他承认世界上有八大文明古国——犹太、巴比伦、亚述、埃及、希腊、罗马、印度和中国。（注：《伦敦与巴黎日记》第934页。 ）而泰西学问皆根源于希腊（注：《伦敦与巴黎日记》第947页。），西方言学问皆宗之希腊、 罗马（注：《伦敦与巴黎日记》第384页。）。19世纪中后期， 中国知识界仍然普遍地认为：“中国之杂艺不逮泰西，而道德学问，制度、文章，则复然出于万国之上。”（注：邵作舟：《邵氏危言·译书》。）既然如此，西方的文学当然是不会被放在眼里了。郭嵩焘与这种态度不同，他多次称赞了古希腊的《荷马史诗》和近代英国莎士比亚的戏剧。（注：《伦敦与巴黎日记》第275、374、869、946、873、220、452～453、873页。） 西洋有自己的文化。但这一文化的源头是否在中国呢？郭嵩焘的回答是否定的，即西方文化有自己独立起源的轨迹，它不是由中国文化派生的。郭嵩焘冲破了“文化—源论”，多方面论述在儒学文化圈以外，还有其他人类文明独立的存在，从而动摇了中国中心主义的文化观念，树立了全球多元文化观念。郭嵩焘所以承认自古以来世界上就有多元文化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与他熟悉19世纪西方著名考古学家的成就有关，这些考古学家有爱琴文化的发现者谢里曼，埃及学家、埃及象形文字的释读者商博良，亚述学家、楔形文字的释读者格罗德芬。（注：《伦敦与巴黎日记》第275、374、869、946、873、220、452～453、873页。） 由于树立了世界文化多元观，郭嵩焘摆脱了当时盛行的西学中源说。在洋务运动期间，西学中源说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西方物质文化源于中国和西方部分精神文化源于中国。郭嵩焘却承认中西文化各有源流，自成体系，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存在质的差异。在一定意义上，他所持的这些观点就是对西学中源说的批评与否定。有的论者，如张岱年先生在《中国文化与文化论争》一书中即正确指出西学中源说是一种华夏中心观念，但却认为郭嵩焘也坚持西学中源说。张先生的后一看法值得商榷。 郭嵩焘没有鼓吹西学中源说。但他在考察西洋文化发展史时，却经常流露出泰西近古说（近代西方与古代中国的某些事物有相似之处）。光绪三年十月二十五日他在英国牛津大学见到所学与仕进判分为二，仕进者各就其才质所长，积资任能，终其身以所学自效，认为此实中国三代学校遗制。（注：《伦敦与巴黎日记》，第379页。 ）郭嵩焘在光绪四年十月致沈幼丹信中又谈到在教育模式上，泰西与中国古代有相似之处。（注：《郭嵩焘诗文集》第196页。 ）光绪三年三月二十六日郭嵩焘在伦敦学者基金会上见到学者发言时，“以文辞周旋相尚”，他赞曰“颇有春秋列国之风。”（注：《伦敦与巴黎日记》，第190页。 ）光绪三年十一月十六日郭嵩焘见到英国议院辩论是非则一付之公论时，写道：“《周礼》之讯群臣，讯万民，亦此意也。”（注：《伦敦与巴黎日记》，第402页。）光绪四年六月初九日由近代西方广修道路， 郭嵩焘联想到中国三代盛时，尤修此政（注：《伦敦与巴黎日记》，第 648页。）， 等等，在郭嵩焘的日记中，像这一类的记载与议论很多。 在清末中国，宣扬泰西近古说，并非郭嵩焘的独唱，受欧风美雨影响较大的上海《申报》，19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多有宣扬此说的文章。1881年9月27 日《申报》刊载的题为《泰西风俗近古说》一文对此说有专门阐述：“就富强与巧而观之，西人虽较胜于中国，而中国未尝不可武而及之，惟其风气之浑厚尚穆然有太古之风，此则尤可为羡者也。”“泰西自耶苏始开风气至今不及二千年，按之中国尚在中古以前，浑浑噩噩安安敦敦，皆为古时为近。虽制作日新，富强日盛，而古意古风究未甚远。将来日渐开辟，未知其变化若何，而就此时而论则其风俗犹近乎古。”刊载于1881年12月1 日《申报》上的题为《论泰西办案》一文，一开头就说：“泰西风俗近乎古，今泰西凡有词讼必有状师为之辩驳，此法最为古近。”刊载于1899年8月17 日《申报》上的题为《中西行乐不同说》一文，认为“泰西风俗每多近古，即如歌吹之声多重浊而少轻清，此即黄钟大吕之遗响也；舞时步武疾徐踊跃先后，各合节奏，此即缀兆进退之仪文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