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闳（1828—1912年）是中国近代史上不可忽略的一位重要人物。他是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先驱，又是期待并致力于祖国进步富强、跟上世界潮流的真正的爱国者；他是一个充满热忱而不谋私利的社会活动家，又是中国近代化运动的倡导者之一；同时，他还是“教育救国论”思想的早期阐发者，以及绵延至今的中国留学运动的缔造者。 在容闳84年的一生中，有一半时间是在美国度过的。上海则是容闳在国内生活时间最长的地方，前后计达10多年，其中有青年、中年时期，也有老年时期。他的主张从实业救国到教育救国，由变法维新到反清革命，在上海留下了闪烁思想者光彩的印迹与卓越之贡献。 一 1856年8年，容闳因在香港审判厅受外人排挤辞职而乘坐 Florence运茶船前往上海，从此与上海这个因开放与商业发展而变得日益重要的城市，结下了不解之缘。 容闳到上海后，即入江海关翻译处为通事，月薪银75两。这个工作较为轻松，生活也十分安定，但容闳不久便发现海关与外商“咸通声气，狼狈为奸，以图中饱”（注：容闳：《西学东渐记》（徐凤石等译）。以下未注明出处者，均引自该书。），对贪污贿赂与外国人之霸道十分痛恨。他说：“自外人辟租界于上海以来，侵夺我治外法权，凡寄居租界之中国人，处外人势力范围之内，受彼族之凌侮，时有所闻。”一日，容闳有意询问税务司李泰国（Lay,George Tradescant）说： “以予在海关中奉职，将来希望若何？亦能升至总税务司之地位乎？”（注：容闳在《西学东渐记》中称李泰国为总税务司，查李时应为税务司，到1859年才升任总税务司（见《近代来华外国人名辞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78页）。 李泰国即作出否定的回答：“凡中国人为翻译者，无论何人，绝不能有此希望。”容闳听罢立即递上辞职书，李泰国以为容闳是对薪水不满，立即表示月薪银增至200两，希望慰留。 容闳回答道：“中国人并不是以金钱为生命的”，他是看不惯海关与商人勾结，徇私舞弊，遂拂袖而去。 1857年初春，容闳进入英国商人开设的洋行从事丝茶贸易。该公司倒闭后，容闳成了失业者，遂以代人翻译维生。时有一著名外国洋行大班逝世，上海商界招聘人才将悼词译为英文，容闳也去跃跃一试，他与英国领事的英国秘书（其兄为《中国内乱记》的作者）同时翻译此文，最后人们公认容闳的英文贴切流畅，远胜于英国人，容闳的译文被勒之碑石，一时传为美谈。 容闳对西方殖民者之骄横极为愤怒。一次，有个高大的苏格兰人把一团棉花球粘在容闳的辫子上以示嘲弄。当小个子的容闳要求他立即拿掉时，这个骄蛮的苏格兰人竟出手打了容闳一个耳光，容闳秀才发怒，立即重拳还击，将对手击倒，血流满面，最后狼狈而逃。这在洋人高人一等的租界是罕见的事情，上海市民把容闳看作为英雄。容闳对底层民众则极富同情心。1858年黄河水灾，百姓流离失所，饥寒交迫，时任洋行书记的容闳代表上海的绅商募集了2万银元。经过这些事情， 容闳已经成为上海社交界无人不晓的名人了。容闳与当时的学人曾学时、李善兰、徐寿、王韬、张斯桂和徐润等交往颇密。如徐寿（1818—1885年，字习村，江苏无锡人，为著名科学家），曾创办格致书院，容闳与他交往颇多；张文虎（1808—1885年，字孟彪，上海周浦人，后为曾国藩的幕僚），与容闳也是好友。容闳前往美国购买机器时，张文虎作诗道：“世运需材急，良工利器先；乘槎非凿空，向若愧张骞。”对容闳寄以莫大的希望。后来容闳再赴美国，张又赠诗期待容闳有更大的作为：“国计大可忧，君乃独奋然”；“酌酒以赠君，去斩长黄虬”。（注：张文虎：《舒艺室诗存》卷六。） 时有宝顺洋行大班仰慕容闳之才华，请他出任该公司长崎分公司的买办，容闳婉拒，并说：“买办之俸虽优，然操业近卑鄙……买办之身份，不过洋行中奴隶之首领耳。”但为了生活，容闳后来还是答应在该行担任书记。1859年3月，容闳受遣到苏州、杭州、南昌、 湘潭等地调查茶叶、丝绸的生产情况。他对祖国之壮丽河山十分赞叹，对农村的贫瘠、荒凉印象深刻，他考虑如何开发资源，发展经济，同时针对外国列强“以强权蚕食我边疆，扩充其势力”，他大声疾呼“若不急谋防范，则涓涓不塞，将成江河”，国家形势将更加危险。所到之处，兵火之余，满目疮痍，容闳感到不能再坐视下去了。 这时，太平天国运动蓬勃兴起，却遭到外国列强和清朝的联合镇压，当太平军进攻上海之际，驻扎上海的英、美、法军队严密防范，甚至悍然开炮阻击。容闳对此表示强烈的不满，主张应该由中国“完全行使其主权”，让中国人自己解决问题。1860年11月6日， 不满清朝腐败无能的容闳邀外国传教士一起离沪赴宁，向太平天国干王洪仁玕提出了中国最早的资本主义改革方案，旋因对天国后期领导层的腐败、低效而失望，而于1861年1月上旬返沪。此后， 他来往于上海与九江之间，进行茶叶贸易达3年，并在经济上获得了很大的成功。 但他的理想不是当个成功的商人，而是热心倡导发展民族工商业，以促进祖国的进步。 1863年秋，容闳经数学家李善兰和张斯桂等的介绍，去安庆拜见曾国藩，游说其采纳他的维新方案。容闳首先要求设立“制器之厂”，他指出：“中国今日欲建设机器厂，必以先立普通基础为主，不宜专以供特别之应用。所谓立普通基础者，无他，即由此厂可造出种种分厂，更由分厂以专造各种特别之机械。简言之，即此厂当有制造机器之机器，以立一切制造厂之基础也。”这一主张与曾国藩不谋而合，曾氏决定设立上海江南制造局，从此容闳参与洋务事业20年。10月容闳回到上海后，携款6.8万两为筹建上海江南制造局前往美国采购机器。 他先在上海结识美国机械工程师哈斯（Haskins），请他协力。1865 年春容闳从美国朴得南公司购入百余台机器，这是中国近代第一次大规模地引进外国机器设备。江南制造局由虹口沿黄浦江处（今九龙路溧阳路一带）迁至高昌庙，并逐渐扩大，成为中国乃至东亚最先进最齐全的机器工厂。1867年曾国藩到上海视察，容闳提出在江南制造总局旁设立兵工学校的建议，以培养中国自己的机械工程师。此议立即得到曾国藩的赞许，不久，学校成立，第二年，又设立了翻译馆。容闳因创办江南制造总局有功而升为五品，以候补同知之资格在江苏省巡抚署为译员，与上海道台丁日昌结为知己朋友，后来还随丁日昌去扬州生活了半年。1878年，容闳捐款13133元英洋， 购买了一批美国制造的枪炮弹药（注：袁鸿林：《容闳论述》，《近代史研究》1983年第3期。）。 容闳还支持并协助郑观应创办了中国第一家棉纺工厂——上海机器织布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