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戊戌政变中，袁世凯扮演了一个告密者的角色。但是，随着戊戌维新运动史研究的深入和档案史料的发掘，近年来，学术界先后有不少论者著文，修正了戊戌政变突发于袁世凯告密这一传统的重要成说。指出袁世凯初五日的告密，已来不及成为初六日晨政变的导火线。（注：本文只论及政变前后若干天，引文亦为时人记载，故后文亦照旧引用阴历书写日期，不再一一换为阳历，以求方便省事。）本人也曾就此著文，发表于《学术研究》1994年第1期。以限于篇幅，言未尽意， 赵立人先生在其大作中又认为本人所说诸点不能成立，（注：赵立人：《袁世凯与戊戌政变关系辨析》，《广东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 ）因而再写这篇文字，续作申论，兼与赵先生商榷。 一、政变的发动有一个过程，完成于八月初六日 政变的准备和进程，与袁世凯被光绪帝召见，是同步进行的。而且，袁被超擢授予候补兵部侍郎，亦是催动政变的一个重要因素。所以袁与政变的关系至关重要。袁的行动，在当时已备受关注。 戊戌变法的进展，到了七月中旬礼部六堂官革职、下旬谭嗣同等四军机章京上任，帝后、新旧势力平衡明显打破，局势迅速紧张起来。七月底，光绪帝召袁世凯来京陛见，积极筹备开懋勤殿，以及八月初决定召见伊藤博文，表明了帝党和维新党人从后党守旧势力手里全面夺权的愿望和行动。这自然超出了后党势力所容许的范围，从而把政变正式提上日程。 召见袁世凯及其超擢兵侍，谕以专管练兵事宜，坦露了帝党和维新党人寻求军事后盾的意图。用王照的话说，此举是掩耳盗铃，霹雳一声，昭告世人。这是论者们所一致公认的。至于开懋勤殿，则远远不仅是人们通常所说的议事、议制度改革这一层意思。其用意和目的乃是在于设立为光绪帝所用的新的施政机关，以取代军机处。仅仅靠军机四卿，已经不能满足光绪帝全面执政的需要了。八月初一日郑孝胥日记说：“闻又陵言，将开懋勤殿，选才行兼著者十人，入殿行走，专预新政”。（注：《郑孝胥日记》第3册，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681页。）严复曾于七月廿九日蒙光绪帝召见，君臣畅谈三刻钟之久。（注：《国闻报》八月初四日《徵文恭纪》，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07页。）严、郑是福建同乡， 同为积极的维新党人。严复所说，当为帝党和维新党人所设想的实际。这个重开的懋勤殿，随侍光绪帝圣躬身旁，以“专预新政”为职责，无异于新设一个承旨机关。光绪帝如何向西太后表达此意，帝后之间如何对答，史无明载。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谓：此事光绪帝“定于二十八日赴颐和园时禀请太后之命。太后不答，神色异常，惧而未敢申说”。（注：《戊戌变法》（一）第346页。）从光绪帝以后再也不敢提及此事， 且立即交杨锐带出十分危急的密诏的情形来看，可以想见西太后峻拒的态度之严厉。论者普遍注意了开懋勤殿并遭到西太后否决的这一事件，但对其“专预新政”的政治目的及促使帝后、新旧冲突加剧的关键意义，则似乎未予足够的估计。 拟开懋勤殿以及超擢任用袁世凯，尽管为后党和守旧势力所不容，但在他们看来，这些还都是帝党在朝廷内部的闹腾，仍有余力控制，而伊藤博文的被召见，准备上条陈，以及将被任用为客卿的谣传，则被后党和守旧势力认为这将会完全失去对局面控制。在当时，请伊藤帮助中国的改革事业，可谓维新党人的普遍要求。御史李岳瑞、洪汝冲、候选郎中陈时政等都曾上书“请用客卿”，“异国人才宜亟借用”，伊藤“如果才堪任使，即可留之京师，着其参与新政”。（注：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戊戌变法》（一）第842页； 陈时政：《条陈时政便宜折》， 转引自孔祥吉：《戊戌维新运动新探》， 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56页。 ）《国闻报》的报道说：“近日京朝大小官奏请皇上留伊藤在北京，用为顾问官，优以礼貌，厚其饩禀。持此议者甚多”。（注：《戊戌变法》（三）第413～414页。）社会谣传，“道路纷纷，佥谓新政需才，有建议借用日本旧相伊藤者”。（注：《翰林院编修记名御史黄曾源折》（八月初四日），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戊戌变法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168页。 ）“王公卿相士庶皆言之凿凿”，伊藤“将入军机矣”。（注：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戊戌变法》（一）第842页。） 后党和守旧势力认为，绝对不能接受，后果不堪设想。八月初三日杨崇伊所奏密折最具代表性：“依藤博文即日到京，将专政柄”，“近来传闻之言，其应如响，依藤果用，则祖宗所传之天下，不啻拱手让人”。（注：《掌广西道监察御史杨崇伊折》，《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 4 61页。）所以光绪帝接见伊藤之事一经证实， 后党和守旧势力策动的政变，即由舆论和密谋一变而为实际的行动。论者认为光绪帝接见伊藤是政变的导火线，是有根据，也是有道理的。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谓：“八月之变，幽禁皇上，株连新党，翻改新政，蓄此心固非一日，而藉口发难，实由于伊藤之来也”。（注：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戊戌变法》（一）第842页。） 八月初三日，杨崇伊上密折请西太后重新训政，正式揭开了政变的序幕。据说按西太后最初的意思是，要造成一个朝臣齐请训政的声势，因时间仓促及朝臣和言官并不愿同杨联名上奏，结果成为杨崇伊一人独上奏折。西太后归政后，身边已无奏事机构。杨折由奕劻带领赴颐和园上奏。有蔡金台致李盛铎信，详说杨崇伊上奏密折经过。 杨莘伯乃手训政疏叩庆邸，俱赴湖呈递。时慈意以为此等大政，必有联章，乃成规模，且须大臣言之。莘伯乃告其师王仁和。仁和以书戒之，有“无牵老夫”语。莘伯以已成骑虎，不能甘休。且警信日至，谓断发改衣冠，即在指日，而孙文党羽云聚辇下及津沽，势且猝发，不得已独冲入告。发时尚知会张次山等凡九人，无一应者，遂独上之。（注：邓之诚：《骨董琐记全编》，北京出版社1996年版，第602页。）
